为什么春晚会选择黔东南？讲政治的贵州人民终于有福了
这个西南省份越来越可能成为中国梦和新时代的某种体现，也被各方力量所推动。作者｜黄云腾
1994年是潘一平、吴永英、吴运美和另外四个侗族姑娘命运中最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春节前夕，她们从湖南靖州买火车站票，星夜兼程地赶往北京。
她们的任务非常紧迫，要代表贵州在当年的春晚舞台上演唱侗族大歌《蝉之歌》。对于常年生活在大山中的他们，这样的表演机会珍贵又令人分外激动，“节目表演很顺利，我们回到后台，再次激动地哭了。”
这趟旅程只有三天两夜，七个人和春晚的缘分却要到24年之后。
2018年，贵州黔东南被认定成为今年春晚的一个分会场，几个人再度被赋予重托，担任黔东南分会场贵州黎平侗族大歌演艺组的指导老师。
在除夕当晚的春晚直播中，贵州的黔东南分会场总共获得7分钟的出场时间。尽管在四小时四十分钟的总节目中显得非常短暂，但贵州还是在这个体现主流审美、官方意志和政治重要性的舞台上进行了一次浓缩式的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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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8年春晚的分会场，贵州获得了7分钟的出场时间
作为共和国的西南腹地和交通枢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贵州所处的生存环境被形容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这个西南省份越来越可能成为新时代的某种体现，也被各方力量所推动。贵州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一系列的进步，曾经主政贵州的高级官员纷纷获得提拔至更高级别，这为贵州之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保障。
2018年，苹果在官方通告中宣布，将把iCloud的中国服务交给云上贵州打理，并将在这里投资建设一座数据中心。同年年初，贵州茅台在1月份第三个星期一开盘，股价创下799.06元新高，成为国内首个市值突破万亿的酒类公司。
“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一种技术，一种产业，发展大数据是贵州坚守两条底线，推动后发赶超的战略选择。”过去五年，大数据产业、天文小镇及旅游业等作用于贵州的艰苦情况，让贵州收获了自己所期待的快速发展。
在成为春晚分会场的消息公布后，贵州媒体开始怀念在2011年播出的《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11春节大联欢》。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演艺中心和湖北、贵州、新疆、福建等四省区文联联合承办的春节联欢节目，于2011年1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也是贵州上一次出现在如此重要的官方春节联欢活动中。
导演娄乃鸣——她也是2018年春晚小品节目《同喜同乐》非洲大妈的扮演者——在这场联欢会上问道，“贵州有多贵？”
娄乃鸣身旁的冯巩接过话，“想多贵就有多贵。”http://t10.baidu.com/it/u=3951984204,1019803703&fm=173&w=640&h=59&img.JPEG
“摆脱干人的地位”
1994年到2018年，贵州再次现身春晚的24年间隔，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漫长进化期。
相比受到改革开放直接影响的东部或中部地区，自明朝形成规模的贵州省，在这段时间内开始不断试探和寻找发展的空间边界。
2002年，由姜文、宁静主演，陆川导演的《寻枪》在贵州开拍，这也是贵州籍女演员宁静与姜文第二次在电影里合作。这部在上映后一度被视为姜文“代笔”的悬疑电影，与后来同样灵感源自贵州的《路边野餐》相似，通过黔东南小镇的景象，呈现了黑色幽默和诗性空灵的不同面貌。
80年代初期，贵州的最主要人群是“干人”，意思是“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1984年，中央高级领导获得全国人大民委研究室主任史筠关于贵州少数民族家庭只有一条裤子的报告后，先后视察贵州三次，并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严肃表示，“贵州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是全国最末一位。所以，贵州还没有最后摆脱干人的地位。”
赶在80年代末出生的贵州籍导演毕赣，因为父母离异，也成为这种情感的深刻体会者。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的毕赣，在那时学会了对麻将馆的噪音和一切难捱的事物保持忍耐。
“我在忍耐时间。我妈妈当时出去打工去了，一年回来一次，你想对一个孩子而言，一年是有多长，你得忍一年。所以你没办法不感受时间。”毕赣在后来把兴趣寄托在电影身上。
一部名为《潜行者》的前苏联电影成为毕赣考上大学后的电影启蒙。这部以潜行者、作家、科学家三个人物为主角的科幻电影，以极为晦涩冗长的手法讲述了人类潜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矛盾。
2014年，毕赣回到故乡贵州凯里拍摄自己的长片作品《路边野餐》，而这部电影最初的名字叫做《惶然录》。剧组的主要成员都是毕赣的亲朋好友，成本耗资不过20万元。毕赣在后来如此解释自己在故乡拍电影的原因，“庄稼是需要土地的，但是像北京它不属于土地，它都是水泥，没办法种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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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光芒起初并没有照耀到贵州，从1975年就开始在茅台酒厂工作的袁仁国，此时很难体会到遵义和茅台为贵州带来的特殊意义。
“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我们成功的有‘两台’，一台是茅台，一台是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尽管获得过周恩来总理的极高赞誉，但自这位老人在1976年逝世以后，茅台多少年都风光不再。袁仁国后来回忆说，1998年茅台半年仅售出700吨，而当年总产量是2000吨，库存积压极其严重。
“第一，茅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第三，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骤变的环境激发了袁仁国和贵州人的韧性，这种朴素的意识后来成为贵州的某种精神价值和共同气质。
1998年，袁仁国带领团队开始了“国酒”茅台的推销之路，在全厂选拔出18个营销员派往全国各地。“企业的兴衰存亡最终掌握在顾客手中,只有赢得了消费者的企业才能生存下去。”
从此开始，茅台逐渐再度回到国酒位置，并且中国人上上下下的日常宴请中，茅台酒都给人一种隆重的仪式感。
2017年，这种气质更强烈的体现是，茅台在《战狼2》中得到免费植入后为吴京送去了一封感谢信。“影片中植入的茅台镜头，极大地增强了员工的荣誉感与自豪感，提高了茅台集团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在这部以超过50亿票房而创造中国纪录的电影中，茅台酒作为中国名酒和象征被非洲消费者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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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020年倒计时还有1659天”
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屈和保守是贵州的心理症结。
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仍然在《人类发展报告》写道，“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出生在贵州遵义一个小县城的邹市明，虽然从小身体瘦弱，但在5岁开始接触拳击之后便迷恋上这项曾被中国封禁多年的体育项目。1999年作为陪练入选国家队，不甘心命运安排，在2000年反手击败种子选手成为中国48公斤级别的“黑马”。
不过，邹市明想要真的出人头地，他就必须和日渐成熟的身体作斗争——48公斤级别是奥运会男子拳击运动的最轻量级，也是中国如果想在这个欧美统治的项目上获得突破，最有可能击穿的薄弱点。
2004年，邹市明在雅典奥运会中获得铜牌，但是他却不能接受曾经打造出泰森和霍利菲尔德等世界顶级拳击明星的唐金的百万美元邀请，因为他需要用一块奥运会金牌完成自己对体制的任务。
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会，邹市明赢得了这枚金牌，有了告别体制的机会。但是，他在庆功宴上接了领导的一杯茅台酒，“我希望你再坚持一下，市明，我们是国家培养的”。这让他来不及拒绝，也难以将拒绝说出口。
这杯来自领导的庆功茅台酒，让邹市明的职业拳手再度向后推迟了5年，直到2013年才站上职业拳击的擂台。
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也是1990年以后针对贵州扶持的最重要的一份综合性政策文件。
比起此前西部大开发规划中的“覆盖面广、适用范围强”，这份意见针对贵州的经济条件和地理限制等因素，涉及财税、投资、金融、产业、土地、人才、对口支援等方面，目的在于加大国家对贵州的扶持力度。
在海拔2900多米的贵州六盘水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一位驻村干部发下“海嘎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不下山”的重誓。根据贵州“一村五人”和“一人驻村、单位全员帮扶”的扶贫要求，贵州每年选派5.6万余人，1.1万余个驻村工作组，赴全省11590个村(含9000个贫困村)开展驻村帮扶的全覆盖工作。
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下，2016年6月16日，贵州省当时的一位高级领导在第二次大扶贫战略行动推进大会上强调，距离2020年倒计时还有“1659天、39825小时、2389530分钟”。
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极速推动也延伸到其它领域。贵州人龚琳娜在北京新春音乐会上的演出视频被上传到视频网站，一首名为《忐忑》的歌曲因为唱法奇特、歌词神秘，在引起反响后被网友称为“神曲”。
“如果说中国的音乐要发展，那必须要把它立体化，把它的中低音加强，让人们现代的耳朵也能够欣赏。如果说要让戏曲在音乐上更丰满，我觉得就必须要有变化。”龚琳娜将《忐忑》作为中国音乐需要“立体化”的试验品。
此后，这位女歌唱家又和丈夫老锣一起推出了《法海你不懂爱》、《金箍棒》等形式色彩浓厚的音乐作品，并乐于在音乐圈、娱乐圈和社交媒体之间，使用和调侃自己的“神曲”。
2017年，邹市明失利于日本拳手木村翔，并在年底的失明疑云中陷入舆论漩涡。尽管如此，这个前国家运动员的悲喜人生依然拥有浓烈的启示色彩——抓住了转型和变现的重要机会，邹市明在过去4年获益良多。提起这个名字，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会想起的仍然是拳王、奥运冠军、“金腰带”，以及综艺节目中的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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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市明最终失利于日本拳手，但这个贵州人的职业拳手生涯已经获得了过去无法想象的回报
贵州在2016年颁布了《黔东南州“旅游+大数据”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这份计划上表明，到2020年，贵州要基本形成旅游行政服务职能智能运行、旅游者便捷旅游、旅游企业网络运营等高度融合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这项旅游行动计划前提是与大数据的产业定位结合，大数据才是贵州近年来最重要的发展定位。2014年，经过漫长的交涉和具体规划，贵州被规划为大数据产业聚集地。3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贵州－北京”大数据产业发展推介会。。
“贵州面临的既要赶又要转的双重任务，而选择和发展大数据产业，完全符合敢于转的双重任务，这既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也符合贵州的自身特色和优势。”贵州省负责相关工作的领导在当时说道。
此后，经过几部门联合批复，同意贵州省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这也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贵州这次的战略定位，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世界级的战略，这是跨越式的发展和思考。”作为当时的嘉宾，马云在推介会上形容“贵州是极具远见的”，“我自己作为贵州的忠实粉丝和热爱者，我觉得在这个战略里面重要一点，就是保持了绿色贵州的姿态，保持这样的战略定位，我觉得特别好。”
2016年，“数博会”的主办单位“升格”为国家级，全称也由去年的“2015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变为“2016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
在数博会期间，国家领导人会出席开幕式，英、美等大数据产业的重要国家也会派出代表参加，国家部委领导、国内外企业家、专家学者以及具有重要影响力和行业代表性的协会组织、机构、媒体都将聚集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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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凯里”
2018年，贵州可能迎来新的转折点。这不仅归结于其将在十九大后作为地方样本登上春晚——春晚长期以来都兼顾着意识形态宣传和主流话语体系两项重担——同时也是由于这个西南省份在政策推动下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成为现代中国的崛起故事。
在政策推动下，大数据产业成为近年来贵州的支柱产业。大数据产业在贵州建立的优势和信心在于，贵州气候地势相对适宜，也已初步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对比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也是提高地方GDP的合算途径。
在两年谈判以后，苹果官方最终决定将iCloud中国区的运营权交给云上贵州，并投资10亿美元与云上贵州共同建设数据中心。这次合作达成的背景是，除去云上贵州良好的产业基础和贵州省此前三年布局形成的产业基础，中国政府不允许外资企业涉及数据中心运营业务的政策也非常关键，而中国又是苹果最大的海外市场。
云上贵州是苹果iCloud业务海外拓展以来的“唯一合作伙伴”。同时，这也被定义为“国家和企业加强数据保护、提高云服务能力、改善客户需求一个自然的反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副主任胡海波预测，iCloud运营这项业务今后每年将给云上贵州创造10亿美元收入。云上贵州也将争取和苹果把合作范围扩展到其他领域。
这意味着贵州这个穷困多年的地方，正在成为某些新产业的桥头堡。贵州的中国式崛起，可以视为政治力量与经济改革所碰撞出的产物——因为政策优惠和新地区的弹性，部分新产业可以在贵州获得更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2018年，贵州预计开业商业地产项目48个，9个地州市各有商业项目。除去万达广场、融创这类传统的商业地产，也包含平塘天文小镇、贵安新区VR小镇这类新型地产项目。而这些项目虽然在官方话术中都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价值含义，在当地居民眼中仍然等同于新的造富机会。
2015年，平塘县计划投资24亿元建设平塘国际射电天文科普旅游文化园，规划面积300公顷，重点规划建设游涡星系广场、中轴迎宾广场、FAST访客服务中心、天文体验园、暗夜观星园、天文教育园、天文时光村、平塘星酒店综合体、星辰主题酒店等15个项目。
不过，在项目建设热火朝天的2016年年底，当地农民却开始忙于临时搭建自建房，以争取更多的拆迁补偿。同时，在苹果将大数据研究中心落地贵州的消息传出后，贵阳的房价已经经历了多次上涨。
2018年，距离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还剩下两年时间，作为这场精确扶贫战役的主战场，贵州对发展的渴望已经变得更加迫切。2月12日，贵州省领导前往镇宁县简嘎乡播西村进行扶贫慰问调研，再次进行了与“三个倒计时”类似的强调，“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关键之年,我们要抓好这一年,干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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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数据产业作为转型方向的贵州，在2018年遇上了最具实力的入局者苹果，后者将与云上贵州投资修建一座数据中心，并移交出iCloud的中国区运营业务
24年前，潘一平结婚刚3天就接到春晚邀请，义无反顾赶到北京，今年，3000名来自本地农村的演员，在家门口向全国观众演唱了大歌《蝉之歌》。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则只有4岁，他们也是春晚唯一需要自己准备服装的表演团队。
他们充满自豪。这像是她自己命运的一个轮回，也是贵州命运的一次转机。“94年参加的春晚，也是狗年，现在又是一个狗年的春晚。”
1990年出生的贵州凯里人孙八一是这个地方新的明星，他在一档名叫《中国有嘻哈》的网综迅速走红，因为衣着正式而被称为“商务r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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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人孙八一出生在1990年，商务rapper是围绕他身上的最大标签，也是他现在与政府合作的主要途径
孙八一乐于接受这个称号，并在去年成立了专属工作室，招揽了十多个喜欢说唱的学员。这些学员大多十五六岁，叛逆心比较重，但是孙八一的目标却是向更多人宣传嘻哈的正面性。“很多人印象中说唱就应该是叛逆的，你要我往左我偏往右这种。但是当小众文化想要变成主流音乐的时候，有些人是接受不了的，一开始我也不习惯。”
2015年，孙八一发表了同名专辑，其中宣传凯里旅游的《要来凯里》被当地电视台拿去播，至今已经播了三年，“据说每天播12次，现在频率更高”。孙八一还帮助当地交警创作了用以宣传遵纪守法、拒绝酒驾的《生命只有一次》。
爆红网综和对家乡的关注，让孙八一在凯里当地获得了很高知名度，“不说家喻户晓，70%、80%的年轻人都知道了我。”2017年9月，孙八一在黔东南州篮球馆做了一场个人演唱会，整场演唱会卖出1500张票。“年纪大的和年轻人五五开，很多是带小朋友的老人家。”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凯里市人民政府都出现在主办单位名单上。
相比在春节前快速陨落的嘻哈双子星，就像他“八一建军”的名字一样，孙八一一早就学会并拥有更安全的生存之道。2018年年初，他创作了极富主流正能量色彩的《辉煌中国》，这位28岁的贵州青年唱道，“全民奔向小康，决不允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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