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湖湘文化的起源离不开永州文化 - 盛世湘黔网

　　永州的地域环境孕育湖湘文化的雏形

　　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永州三面环山，东北有个开口，地貌呈马蹄形。境内地形复杂，河川溪涧纵横交错，山岗盆地相间分布。《山海经》说：“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永州自古是华中、华东地区通往两广、海南的交通要塞，也是湖南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素有“南山通衢”之称。“距水陆之冲，当楚粤之要，遥控百蛮，横连五岭，梅庚绵亘于其前，衡岳镇临于其后”。可以说，镇永州东北可入中原腹地，控西南扼广西边陲之咽喉，据东南握广东海滨之通道，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史料记载，氏族公社晚期，南方的缙云氏后代，在长沙建立三苗国，永州属三苗的江南地，舜灭三苗，受禅即帝位。舜帝南巡崩于宁远九疑山，就称为“零陵”。

　　隋初时期，政府设永州总管府，永州、零陵从此一地二名。又因潇水与湘江在城区汇合，永州自古称“潇湘”，这后来演变为湖南的代称。汉代以后，长沙等地虽然逐步开发，成了鱼米之乡，但永州仍然属“南蛮之地”，流放之所。

　　由于永州自然条件恶劣又处在战略要地，每次社会动荡，都会带来硝烟战火，给永州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但这种环境也培养了永州人对天道无常的认同，培育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因此，研究湖湘文化的起源，离不开永州。

　　永州的远古文明为湖湘文化提供源泉

　　从永州的考古遗迹来看，我们发现，它们与先秦文献中的许多记载有惊人吻合。

　　2015年，中国科学院在湖南省道县乐福堂乡福岩洞遗址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证明8万至12万年前该地区出现了现代人，并在所在的文化层留有早期人类用火所产生的燃烧证据。

　　永州宁远挖掘的唐、宋两朝古舜帝陵庙遗址，其出土的文物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所描述的舜帝陵位置有惊人的吻合，这再次印证了舜帝南巡的史实。

　　2008年，考古学家在永州东安发现坐果山古文化遗址。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一组完整的山地居住遗迹，古人用来支撑房屋柱子所留下的柱洞100多个，灰坑（包括火塘）10多个，还有石斧、石锛、石凿等石器，釜、罐、鼎、纺轮等陶器，少量青铜矛、玉玦、玉环等。从坐果山遗址发现的大量动物遗骨，可以确定聚落的经济形态是以狩猎为主体。永州远古的历史说明人类早期就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在求生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精神传承，这种传承就是文化。

　　江永女书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性别文字——妇女专用文字，它的发展、传承及其为符号承载的文化信息构成了女书风俗。女书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永州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永州的碑文化也源远流长。如浯溪三绝堂内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的《大唐中兴颂》；柳子庙享堂后壁上唐代韩愈作文、苏轼书丹、颂扬柳子德政的《荔子碑》，历史上二者皆以奇文、奇字、奇石并称“三绝”，可以说是碑林中的旷世杰作，文物中的稀世瑰宝。碑文化是永州的特色，也是永州的骄傲。

　　永州移民文化给湖湘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

　　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永州又是湖南的交通要塞，从汉朝至明清，再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受战争的影响，百姓移民永州未曾间断。

　　秦始皇建秦朝后，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强制性的人口迁移，其中著名的就有蔚屠雎发卒50万戍边。50万士卒分为5军，其中一军守“九嶷”，即今宁远、蓝山、江华等县，秦亡后，这些士卒“与越人杂处”，“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

　　汉平南越后，设初郡十七，也各置吏卒以守。公元前217年修建五岭峤道，公元前214年修建灵渠，这拉开了中原汉人南迁永州的序幕。

　　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最大的一次是元末明初。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第二个高潮是清初。

　　永州的移民有如下特点：一是来源纷繁。五代以前，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多来自东方。根据各县市地方志的姓氏考源，移民祖籍涉及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北、辽东、江西、福建、江苏、安徽、广东、广西等地。其中北方移民以山东居多，例如江永县、道县排名前四位的姓氏“何、周、蒋、李”，祖籍均为山东，东部移民以江西为最。二是年代远近各异。黄姓奉姓为秦时迁入。三是移民迁徙途中，常有辗转各地的现象。移民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多元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