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网）退休官员具有“跳出农村看农村”的优势，较高的文化层次、丰富的从政阅历使他们在观察和解决“三农”问题时视野更宽、办法更多。同时，回归田园奉献桑梓，也为退休官员们找到了一条延伸价值、发挥余热、大有可为的新出路，开启了人生第二季。
2016年1月22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充分凝聚和释放正能量。
新春伊始，半月谈记者深入山西、江西、重庆、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甘肃、贵州等地，走访退休返乡官员，了解他们变身新乡贤后的作为和收获，探讨还乡路上的阻力与困难，探寻有效路径和对策。
南昌市原市长李豆罗和西湖李家村民们一起插秧
市长还乡做“农夫”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人物篇之一)
“无论官有多大，不论你走多远，不管你挣多少钱，总是要叶落归根的。”2010年，告别政坛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李豆罗，回到江西南昌市进贤县前坊镇西湖李家，带领当地村民建设美丽家乡。
6年来，按照“先村容，后文化，再产业”的步骤一步步推进，西湖李家“树绕村庄，水满陂塘”的村容村貌基本形成;在孝悌文化、节庆文化熏陶下，敬老爱幼、文明礼让、邻里和睦蔚然成风;以农耕文化、民俗风情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
二十离家六十回，田间戴月荷锄归
20多岁离开西湖李家，从乡镇党委书记一直干到南昌市市长，最后又担任南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0年1月，结束最后一场报告，李豆罗当天下午就返回家乡。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农民到市长，走过了40年;从市长到农民，只用了4小时。”
担任市长时，他的足迹遍及千家万户，在任上清理整治了940条大街小巷，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平民市长”。做回农民，他不是想当隐士，而是要续写40年前未尽的规划，把西湖李家建成宋朝著名词人秦观的词《行香子·树绕村庄》所描述的那样：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6年弹指一挥间，如今，走进这个青岚湖边的小村庄，马头墙巍耸，红石路蜿蜒，路旁、山冈、塘畔、湖滩，处处绿树成荫，梦想中的江南水乡不过如此。
40多年的官员生涯，李豆罗不改本色，犁田耕地、种菜打粮，样样农活都会干。回到家乡，他没有“适应期”，人生第二季春意盎然。“朴居乌岗山边，胜似隐士神仙，满眼青山绿水，更有空气新鲜，餐餐时令蔬菜，睡到太阳升天。”这句顺口溜是他如今生活的写照。
“老干部疗养，团拜活动，我一概不参加。”李豆罗说，退休就要退得彻底，他就安心在家乡做个农夫。
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就要像农村
在西湖李家，李豆罗的头衔是新农村建设总顾问。这位一辈子没脱离农民身份的官员，看到了当前农村存在的种种弊端，也找到了改变乡村面貌的思路和办法。
“别人搞新农村，是搞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我的理念是山水化、田园化、农耕文化。”李豆罗说，“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就要像农村。”
西湖李家有600多年的历史，很多老房子破败不堪。李豆罗不搞大拆大建，而是请来精通古建的施工队，修旧如旧。400栋房子全都加了马头墙，修了红石门楼，保留了古宅的建筑风格。原本泥泞的村道，铺设了一层红石，甭管天晴下雨，均方便出行。
上世纪70年代，村里的树木砍伐殆尽。李豆罗带领村民植树造林，房前屋后、田边路旁、荒坡山地，前前后后种了50多万棵树。
“上半年水漫金山，下半年如同火焰山。”西湖李家降雨量极不平衡，十几口山塘是重要的调节器。“所有山塘水库都深挖了一遍，雨季蓄住更多的水，旱季有更多水源。既防汛又抗旱，和当前国家倡导的海绵城市理念一致。”李豆罗说。
和很多村庄一样，西湖李家以前也是人畜混居，村民的房屋周围搭建牛栏、猪圈、狗窝、鸭棚，不仅有碍观瞻，更影响卫生。改变千百年来的传统谈何容易?李豆罗和村民斗智斗勇，硬是把牛栏、猪圈等附属设施拆除了，在村外集中建牛栏8处，实现人畜分离。农户家庭建造三格式化粪池，还新建了12座公共厕所。
回忆这几年，李豆罗总结说，房屋修了一遍，道路铺了一遍，山塘水库挖了一遍，田地平整了一遍，荒山绿了一遍。当初提出“红石路、马头墙、碧绿水、满村树”，字字不落空。
传承文明，留住乡愁
数千年的农耕文化是华夏文化之魂。历时3年，足迹遍布方圆数百里，收集了3000多件展品，西湖李家的农博馆浓缩了中国农耕文化的精华。
从犁、谷耙、镰刀、水车等各类农具，到蓑衣、木桶、竹筐等各种用具;从摇篮、花床等各种寝具，到饭蒸、茶壶、水缸等各类饮食用具;从米铺、茶铺、匠铺到碾房、油坊等各类作坊，一应俱全。
李豆罗说，要让城里人来了有看头，乡下人看了有想头，老年人看了回味无穷，年轻人看了长知识。
农博馆之外，“农夫草堂”也是西湖李家一道风景线。占地1800多平方米，上下三层，全由红石建造。草堂建成之后，成了村里的文化艺术中心，不仅收藏了数千册图书，还藏有众多文化名家的书画作品和国际友人的题词。2013年，第四届国际楹联文化艺术节的举办，让西湖李家的“农夫草堂”享誉全国。
百善孝为先。在西湖李家，新修的马头墙和红石门楼上，刻上了“二十四孝”、“三字经”和“李氏名人”图像和故事，潜移默化，弘扬传统美德。“村规民约”、“文明村民八不准”陆续颁布，村史、家谱逐步完善。每年一次的“好婆媳”、“好父子”、“长寿老人”、“优秀村民”、“优秀少年”等表彰评优活动，更让敬老爱幼、和谐礼让蔚然成风。
年轻人爱过“洋节”刺痛李豆罗的心。在李豆罗的张罗下，50多年没划过的龙舟重新划起来了，30多年没舞的板凳龙又舞起来了。如今，清明节有集体祭祀，端午节有龙舟赛，中秋节有烧圣塔。最热闹的要数大年初一，早上9点开始团拜，团拜之后是评优表彰会，接下来慈善募捐和百桌年饭，下午上族谱，晚上舞龙灯，到后半夜才能平静下来。
好苦、好累、好气，好欣慰
500多户2200多人，品行性格各异，想法千奇百怪。面对揣测、质疑，没有坚强的毅力、坦荡的胸怀，像李豆罗这样没有本村户籍、田产的退休官员，很容易选择一走了之。
“好苦、好累、好气。”回想起返乡6年的各种经历，李豆罗脱口而出。
好苦，苦的是没钱做事、没人做事。“当市长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把事情落实好。回来之后，除了几个老伙计，没钱谁也指挥不动。”因为到处筹措建设资金，李豆罗自嘲现在是南昌市最大的乞丐。
好累。“白天抓进度，晚上忙调度，半夜找思路，早上想出路。”李豆罗说，他就像一个哨兵、一只老鹰，所有项目都要盯着。
苦和累都不算什么，一些村民的不理解和无端揣测最伤他的心。有的人甚至说，李豆罗退休了在外面捞不到钱了，现在又回村子里继续贪了。
“所有资金不进西湖李家，让镇财政所管账，信用社管钱。工程款最后要镇长签字，财政所开转账支票才能提现。”经历过大风大雨的李豆罗在管钱的问题上毫不含糊。为避嫌，他还规定西湖李家的人可以打工，但不可包工程。
而他本人，不领一分钱工资，住林场的集体宿舍，一日三餐在食堂吃。有些人想来西湖李家看李豆罗的“别墅”，总是失望而归。
“不过，最大的感受是好欣慰。”几句牢骚后，李豆罗话锋一转，“是非终有日，公道自在人心。”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西湖李家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不久前被授予4A级景区。乡村旅游带动餐饮业和土特农产品销售，村民人人有事做，个个有钱赚。另外，每考取一名大学生，村集体给予5000元奖励，老人去世给予2000元丧葬补贴。
更让李豆罗欣慰的是，民风更加淳朴了：“村里只有上大学的，没有蹲大牢的;只有互相帮助的，没有打架闹事的;只有尊老爱幼的，没有不认爹娘的。”
“产业还没真正发展起来，过完春节大部分年轻人仍然外出经商、务工，西湖李家还只是个‘半空心村’。”谈到缺憾，李豆罗说，建设尚未扫尾，管理还没开头，产业没摸到头，“水只烧到70度，还差30度”。
“古村神韵，田园稻香，塘中莲藕，山间鹭翔，农家饭菜，湖边泳场。”为了心目中的西湖李家，李豆罗这位新乡贤还在继续努力着。(半月谈记者 沈洋)
湖北黄石市工商局原副局长张友山在大冶市金湖街办田垅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接受记者采访 李劲峰/摄
从局长到村官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人物篇之二)
65岁的张友山，从湖北黄石市工商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休后不久，于2014年下半年应大冶市金湖街办党委邀请，回到属于省级贫困村的家乡田垅村，担任村支书。
“村支书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挑战最大、困难最多的岗位。”张友山说，但当家乡需要他时，自己便义不容辞，欲有所作为。
近日，半月谈记者来到田垅村，倾听这位“村支书乡贤”的心路历程。
记者：当初为何选择退休后回家乡当村支书?
张友山：田垅村是我的家乡，近年来却陷入贫困与涣散之中。一方面，由于田地、山林全部分到户，村集体组织长期“零收入”，村里还有32户低保贫困户，属于空壳贫困村;另一方面，村级基层组织涣散，村支书岗位长期空缺，前两任村支书都在任上出问题被罢免，其中一人还被判刑。
虽然参加工作后，每年只有春节和清明回村，对村里各项事务也不清楚，但我有28年的部队工作经验，有割舍不断的家乡感情，考虑再三后，我决定回村里做村支书。
记者：决定回家乡当村支书，有没有人反对?
张友山：没人反对肯定是假话。现在我儿子、儿媳在北京工作，老伴在北京帮忙带孙子，他们都反对我回村里。家人都觉得我自己每个月有四五千元的退休工资，生活不愁，还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不能太操心，何必自找麻烦、自讨苦吃。
当时我心里也没底，征求过不少战友、同事的意见。有战友听到我要当村支书，开玩笑说“当了一辈子官，退休后还当村官，还没过够官瘾”?和当地同事、领导谈心时，不少同事说，从工作需要角度，赞成回村里作贡献;但从私人朋友角度而言，建议最好别回去，吃苦受累还不讨好。
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回乡发挥余热的想法战胜了犹豫，决定接受这份新工作。
记者：新官上任三把火，您是如何开展村支书工作的?
张友山：俗话说，“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我决定从整顿基层组织入手，改选出一个年富力强、有上进心和责任心的村两委;健全工作制度，建立起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值班制、民情接访登记制、党员结对帮扶制等制度，让村两委运转步入正轨。
同时，村里要脱贫，村集体不能再零收入。以往村集体资产是负数，不仅没积累，还背负着数十万元的欠债。因此，我发动全村，多方筹集资金，投资建设两个总面积13亩的鱼塘，投资入股葡萄园种植，尽可能做实村集体经济。
现在党员群众服务中心24小时有人值班，村两委每周一都要开例会，形成村务日志，村民有些什么诉求、村干部做了些什么事，一目了然。同时，入股的葡萄园每年能给村集体带来两万元收入，鱼塘今后承包出去也能带来一笔收入，让村里彻底告别空壳村。
记者：从处级干部到村支书，工作角色是如何转换的?
张友山：角色转换确实难度很大。比如，过去自己一早去办公室，茶水卫生都有人办好了;文件有人送过来，自己签字安排工作，后面听汇报就行;出门单位能安排车辆，完全不需自己操心。
现在一个人住村里，一日三餐洗衣做饭都要自己处理。当村支书要到处跑，到上级部门争取项目与政策，找战友朋友为村集体开拓资源，到村里重点项目现场盯着，处理村民反映的各类问题。而出行全靠自己800块钱买的电动车，风里来雨里去。
记者：当村支书，遇到过哪些挑战与困难?
张友山：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党建、扶贫、治安、农业、土地、交通等各个领域，都有上级部门找你。田垅村村民2000多人，婆媳关系、邻里矛盾、低保扶贫、修路建房，各类大事、琐事、烦事都得找你。加之精神负担较重，回村之后我瘦了10多斤。虽然自己在村里还是有些威望，但也会遇上喝醉酒的村民到办公室来拍桌子、发脾气。这些都需要自己耐心去面对。
农村很多矛盾纠纷，常常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斗气，并非触及多少利益。我总结矛盾化解要讲究四个方法，一是先顺气，尊重双方意愿;二是公正处理，一碗水端平就事论事;三是突出村民自愿，不能强压而不服气;四是依法处理，现在群众法治意识也大幅提升，讲法大家都能认。
记者：现在每天的工作、生活状态是什么样?
张友山：我现在住在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生活很规律。每天清晨四点半起床，洗漱之后快走一小时，回来自己做早餐，随后读报做笔记。上班后，每天要给村民手写介绍信、开各类证明。此外每年初向村民承诺办10件实事，需要经常过问路灯安装、文化礼堂建设等项目，看现场、出主意。中午自己蒸个米饭和鸡蛋，晚上做点面条或到弟弟家吃，生活很好对付。每个月必须去黄石一趟，因为要用胰岛素，一次购买一个月的用量。
返乡后虽然少了很多家庭天伦之乐，却在身心健康方面收益很多。空闲时打乒乓球、下象棋，更多时间是看书、琢磨村里的事情。动脑子多了，精神也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回家乡当村支书，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份独特而难得的阅历，其中酸甜苦辣只有经历了才能感受到。
记者：退休干部当村官、做乡贤有哪些优势?
张友山：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退休干部返乡工作可能有四方面的优势：一是虽然离开家乡40多年，但在村里有一定知名度，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而且在村里属于长辈，做工作也便利不少。
二是退休干部有时间精力、有退休工资，不需要通过在村里工作为自己“捞好处”，村民都很放心，因此工作就会比较超脱，也能更加投入。
三是能搭建争取筹集资源的桥梁。村两委工作，要求四处化缘，这方面熟悉行政流程、同事多朋友熟，无疑能给村里带来不少帮助与支持。
四是退休干部有很强的紧迫感，返乡到村里工作，说明自己还有体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必须趁着身体还好的这几年，只争朝夕发挥余热。
记者：鼓励更多退休领导干部返乡，还需要哪些管理和保障措施?
张友山：一是严要求，老干部不能倚老卖老，组织上更不能放松对其工作要求，甚至要更加严格;二是勤指导，农村工作与机关工作有着天壤之别，不少退休干部可能短时间内难以接受，需要组织上在工作中多指导与支持;三是多关心，退休干部此前主要生活在城市，返乡一般都是独自一人，在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各级政府部门与组织应该多关心，多打气，鼓励退休干部返乡后做出新业绩。
精英反哺：十位官员返乡记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人物篇之三)
告别城市生活回归田园，是落叶归根的留恋，更是报效桑梓的责任。近年来，不少地方官员退休后，回到故乡、回到农村，或用知识、经验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或老骥伏枥，甩开膀子，勇当乡村建设的带头人。
徐金龙：外交官回乡，教村民学法语
法国以浪漫闻名，学法语也是件很时尚的事。如今，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胜泾村村民在村里就能学习这门语言了。教他们的，是从村里走出去，长期工作在法语语系国家的退休外交官徐金龙。
近日，胜泾村法语大众培训班在村委会大会议室开班授课。
“蒙”“冬”“松”“拨帝搭拨帝，乐滑蛇翻松泥”……虽然法语零基础，但大家学得不亦乐乎。来上课的村民中，有孩子，有年轻人，甚至还有一些老人。开始大家跟徐金龙学发音还有点不好意思，在他一次次鼓励下，课堂上的朗读声越来越大。
徐金龙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此后，他在我国驻卢旺达、阿尔及利亚、马里、毛里塔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担任过政务参赞、总领事等职务，直到2012年退休。
徐金龙告诉半月谈记者，他能学法语并从事外交工作，是当年家乡人民给的机会，现在希望用这一技之长回乡为大家做些事。太仓人说的是吴语，法语的38个音素，有36个在吴语中存在，学起来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即使是当地老人，发出法语的音也不难。
徐金龙教村民学法语完全免费。他说，现在开的是大众班，等过一阵子，还会选出一部分学生，开个专业班。考虑到大家都没有基础，他不会用“学院派”的教学方式，而是凭借自己这么多年说法语的经验，直接教大家实用的生活法语。
张洪雄：“乡情图书室”滋养留守儿童
贵州凯里市凯棠乡白水村是个偏远的苗族山乡小寨。在那里，有一间特殊的图书室，不足30平方米，却密密摆了7个书架。那是耄耋老人张洪雄留下的遗产。去年老人不幸因病去世，但老人退休后的故事被乡亲们传为佳话。
张洪雄曾任贵州省麻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0年，已经70岁的张洪雄和老伴回到了白水村老家，把自家的老房收拾出来，办起了“乡情图书室”。
图书室有个登记册。谁来借书，老人都要登记上名字和书目，到现在，有7000多人次登记过。图书室现有1.6万多册图书，老人生前把这些图书按照政治、法律、科技等分出类目，方便读者查阅。
这个地处偏远的苗族山乡小寨，村民多出去打工，图书室就成了留守儿童的乐园。张小艳就是其中一个。父母都不在家，张小艳白天在这里看书，晚上还能跟张洪雄学习苗文。村支书说：“张洪雄办了3个班——苗文班、书法班、课前预习班，让孩子们有个去处。”
寨子里99%都是苗族，人人会说苗话，却没几个识得苗文。“不能把自己的传统丢了”，张洪雄亲自披挂上阵，还把在麻江县消防部门工作的儿子张跃辉叫来给孩子们上苗文课。
除了图书室，家里的几间房子也被老人改造，分别设立阅讲室、陈列室、书法室、休息室等。大门常开不闭，谁都可以到这里来转一转、看一看。
五组村民张洪发以前常年在外打工，过年回家时经常到图书室找些种植养殖的书拿回家看，一来二去，他心里渐渐有了底，索性放弃打工，回家养起了母猪。“这些书很有用，对我搞种养很有帮助，少走很多弯路。”
张洪雄老人的善举感染了很多人。40岁的张金权便是其中一位。张洪雄去世后，张金权坚持来图书室帮忙，登记图书、打扫卫生、教孩子们说苗语，忙得不亦乐乎。
陈吉锁：编印《特别村志》，让村民记住自己的根
今年70岁的陈吉锁曾是山西晋城市国税局工会主席，2001年退休后回到家乡——阳城县孔池村。“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不想离开。”陈吉锁和老伴栗海花都是本村人，这里有很多他们儿时的回忆。
回乡后，陈吉锁发现村里的变化令人忧心。“以前我们村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人们的精气神很足，现在虽然生活富裕了，但思想境界下降了。一些人除了下棋、打麻将，没别的事情可干。要说让干事，先问给多少钱。”
陈吉锁一直思索着怎样凭绵薄之力报答故乡。孔池村南面有一个叫“寨圪堆”的地方，这里地势较高，周围都是荒草。“如果这里能建一个公园，村里人就可以来这里散散步，跳跳舞，打打太极拳了。”于是，陈吉锁召集了村里几个和自己一块长大的弟兄一起谋划，并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经过5年时间，孔池公园建成了。
孔池村虽然不大，但历史文化丰富。近年来，年轻人不断外出打工，村里的文化传统正在丢失。为此，从2001年开始，陈吉锁和老伴编写《特别村志》。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拓碑寻庙，一家一户寻根问祖，校对各家族谱，还要将村里的遗存院落、庙宇、文物等一一拍照。
直到2015年，这本60余万字、图文并茂的《特别村志》得以问世。该书以“清雅居札记”命名，包括“保护村事拾遗、世族追记、史海钩沉、文辑逸事、书信往来”等章节，记录了孔池村每家每户的家族渊源、家谱流续，附录了每家60岁以上老人的照片。
陈吉锁自费数万元印刷《特别村志》，每家每户无偿赠送一本，“要让村民们都能记住自己的根”。
刘海水：自办德孝澡堂，自绘德孝漫画
“我与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长期打过交道，熟悉这些群体的不同特点。”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东郭镇，一见面，71岁的刘海水老人便道出这句话。
退休前，刘海水当过村干部，在企业当过一把手，最后从山西运城市盐湖区直工委副书记一职上退下来，重新成为乡亲们中的一员。刘海水很有名，远近乡邻都知道他。他善于开导，别人和他聊一聊，很多困惑便豁然开朗。他出名还有一个原因：家中开办德孝澡堂，自绘德孝漫画。
德孝澡堂由刘海水的长子经营，原来有一个更雅致的名字，但因一件事，刘海水给它更了名。
几年前，镇上一位老人辞世，其子开店做买卖，因“怕耽误挣钱”，连葬礼也没给老人办。这件事传到刘海水耳朵里，他几晚上没睡着觉。他想不通，社会向前发展、文明程度提高，怎么会有人把钱看得比亲生父母还重要?自己的子女很孝顺，但有什么办法，能带动周围更多年轻人孝老、敬老?
几经思考，刘海水给澡堂更名为德孝澡堂，并规定：凡是60岁以上老人洗浴，一分钱不收。小小澡堂覆盖周围数千居民，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德孝澡堂很快出了名。前来洗浴的人们从登门入室开始，目光所及之处，从门联到墙壁，是各种各样的孝老敬老漫画，有文字有配图，并不凭空说教。
40岁初学漫画，70岁画出名堂，人们通过漫画，结识了刘海水。在东郭镇一处庭院内，一张露天放置、一米见方的简陋小桌，就是刘海水作画的案头。构图需要灵感，白天想、夜晚想，老伴叫吃饭了他还在想。冒出一个好构图，饭吃两口，他就放下筷子赶紧画。
4年来，他的画作原图摞起来有半米多高，多数主题都与老有所乐、孝敬老人有关。“运城是传说中的舜帝故里、中国德孝文化之乡，但近年我听闻、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深深刺痛我的心，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漫画。漫画有较强的社会性、传播性和深远的教育意义。”刘海水说。
孙金柱和村民们商量在农村发展农家乐
孙金柱：“舞”动太行山村
70岁的孙金柱是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南部的河北镇孤堆底村人。2007年，他从县财政局副局长岗位退休回到老家。
刚回村时，孙金柱感觉村里毫无生气，老百姓除了打麻将，就是说闲话。他就寻思着把群众组织起来，搞一些健康向上的活动。于是，他自费购买了音响设备，组建起健身舞蹈队。
刚开始，人们既好奇又害羞，只有寥寥几个人。孙金柱一招一式教他们。慢慢地，晚上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少，跳舞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晚上不到8点，悠扬的音乐就在四周回荡，大院广场灯火通明。山沟中沉寂的村庄被点燃，有了生机。
广场舞只是孙金柱活跃村子的其中一招，他还组织村里的文艺爱好者唱梆子戏、学打太极拳。
孤堆底村是被称为“太行山上焦裕禄”孙文龙的故乡，这里有一个孙文龙纪念馆。晚上，孙金柱组织活动;白天，他就是纪念馆的义务解说员。他说：“把孙文龙精神宣传好，也是宣传家乡。”
2012年，孤堆底村准备将村南面的一座大山打造成森林公园，孙金柱主动请缨，挑起开发重担。他向村民征集各种旧物件，建起了民俗文化园，并指导乡亲们开办农家乐。
这些事情，孙金柱件件都要亲力亲为。儿女们不理解地问他：“爸爸，您退休了，在城里有房子、有工资，就该像你的老朋友、老同事一样，要么外出旅游开开心，要么自己健健身。村里的事情有村干部，你却跑得比他们还急，结果把自己累得不成样，图些什么?”
“图什么?图的就是让咱孤堆底赶紧富起来，赶快美起来，生活赶快好起来!”孙金柱说，“不但我这样做，你们将来也得回来这样做，这儿是你们的故乡，无论你远在天涯海角，还是将来做了多大的官，故乡永远不能忘记。”
白成：500亩山林的绿色梦
“小时候在农村度过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至今对家乡的贫穷仍记忆犹新。”今年64岁的白成说，他有个心愿，永远做家乡的儿子，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让家乡人过上好日子。
退休前，白成是甘肃省兰州市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绿化处处长。退休后，白成的心思着重放在老家向阳村的生态改善上。
向阳村里有座鱼龙山，但山光秃秃的，不长一棵树，水土流失严重。白成四处找投资，号召群众集资，在鱼龙山栽植各类苗木3万余株，绿化荒山500亩，并配套水利设施和休闲娱乐场所。原来没有一棵树的荒山变成了一道绿树成荫、风景优美的旅游风景线。
向阳村距离兰州300公里，但白成每月来向阳村至少两次。先坐公交到县城，再找亲戚的车接他进村。“很多人劝我，退休了就别再跑了，但我心里放不下那500亩山林。”白成说。
赵亚夫：筑梦“有机农业合作社”
60岁学计算机，70岁学有机蔬菜种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赵亚夫，一个退休的副厅级干部，如今一年里有200多天扎根乡下，跟农民一起在田间地头忙碌。
今年75岁的赵亚夫，是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长期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党委书记。
赵亚夫退休后做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江苏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驻点，帮助贫困村实现小康”。10多年来，他带动农民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组织农民成立有机农业合作社。
2014年，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万元，比13年前增加了6.5倍。他准备再用几年时间，使农民年收入增加到2.5万元——这是江苏省基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指标。
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是一个综合性的农民社区合作社，开始生产有机桃，后来增加了有机大米、蔬菜、果品、肉蛋等产品，近年还搞起了农产品加工、销售合作，目前又积极拓展农业旅游合作及信用合作。
如今，戴庄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已从10年前的负80万元提高到年收入约200万元，积累的集体固定资产超过1000万元，这在茅山革命老区已属第一方阵，而主要来自农业积累，更显可贵。
2015年，江苏省句容市委书记在署名文章《老百姓为什么发自内心地说赵亚夫好》中写道：赵亚夫从领导岗位退休后，没有安享晚年，却一头扎进茅山老区最穷最苦的戴庄村执著奉献，开辟了“三农”发展的新天地。他十多年来坚持每年为农民义务上课上百次，编写实用科技读物超百万字，引领帮助众多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却从未收过农民一分钱和额外的报酬。
王世录：为“三农”献策要说内行话
“老兄，又见面了。”爬上一座砖石砌成的丘陵缓坡，已退休多年的成都市金堂县委原副书记王世录与赵家镇平水桥村党支部书记段开迅的两双手握在了一起。
“老领导经常来，田块怎么整理，排灌沟渠要挖多深等，他都有专业建议。照他的方法操作，去年夏天的暴雨终于没有再大面积冲毁我们农田。”段开迅介绍。
指着远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成都金堂10万亩丘区特色产业示范基地”的牌子，赵家镇镇长胡晓俊说，没有老书记的争取，弃耕多年的土地现在可能依然是一片荒草。
王世录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说：“当时，县上准备参照平原地区标准，逐级申报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我说金堂‘七丘二山一坝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绝不可照搬平原。”
金堂县原农机局退休领导彭世选介绍，王世录带着农业专家深入农村调查后，提出10条建议，包括建设高标准农田应同台同平，不可“平山头、大挖大翻，全面推平”;农机推广力求相适，不可“大脚穿小鞋”或“小脚穿大鞋”等。
王世录的建议很快引起成都市领导的重视，有别于坝区的丘区标准被纳入评审考核办法中。王世录认为：大挖大翻不仅投入浪费大，而且严重破坏生态。既然要听建议，那就说真话。
2003年，王世录从县委副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后，他的调研足迹遍及全县20多个乡镇200多个村(社区)。2011年，针对金堂县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的某道路改造规划方案，王世录与老科协10多位专家深入实地综合考察后，果断建议对该道路实施综合整治，对已提出的高架路建设方案，应再从多方面论证。
当初参与调研的一位老专家告诉记者，这实际上叫停了投资巨大的高架路建设方案，后来也被金堂县时任领导采纳，一下子节约好几个亿的建设资金。
正是以这样的担当，王世录还帮助当地黑山羊养殖业恢复生机，并且走向产业链发展。在“黑洋洋”金堂黑山羊赵家扩繁场，去年从南充市仪陇县来此创业的年轻人王杰说：“在王老的鼓励下，在镇村干部的支持下，我就是贴本也要带领农民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因为黑山羊肉纯生态喂养，在南方有巨大市场。”
王世录说，60岁正是一个基层领导干部视野开阔、经验丰富的年纪，关注民生、服务社会的热情不能随着岗位一起退下来。
胡述奎：“全村脱贫不是梦”
今年66岁的胡述奎是重庆巫溪县正处级干部，2010年退休之后回到家乡凤凰镇木龙村。他热心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帮助修桥，管理柚子树等。他逐渐赢得村民信任，被选为村支部书记。
木龙村是个贫困村，全村1400多口人，很多人外出务工。为了帮助村民脱贫，胡述奎带领村民种植柚子树，全村2600亩土地种了1800亩柚子，还种了600多亩花卉苗木。
2014年，胡述奎带领村民对全村的危旧房进行改建，村里300多户房屋焕然一新。2015年，村里100多户人家发展起农家乐，乡村旅游越来越兴盛。胡述奎说，未来就是要把村庄打造成县城的后花园。
担任村支书以来，村里200多人脱了贫。目前，村里还有64户贫困户，胡述奎的梦想是2016年实现全村脱贫。
杨文金：帮助洞穴居民告别“一家7人4个碗”
春节前，杨文金受邀到熊开良等3户村民家中做客，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杀猪饭。“看到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非常欣慰。”杨文金说，这顿饭吃得特开心。
今年70岁的杨文金，曾经担任过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副县长、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协主席。2003年，他退休了，但闲不住，成了一名扶贫志愿者，拿着自己的工资在县内各个村寨考察。
一次走访中，杨文金发现，一个偏僻大山洞穴内，竟然住着熊开良等3户人家17口人。他于是写下了题为《一家7个人，只有4个碗》的调研报告。
2004年9月，贵州兴旺民族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时兰到镇宁调研帮扶，杨文金将这3户洞穴村民的情况告知杨时兰，他当即答应出资3.4万元为他们建房。
在杨文金的协调下，3个多月后，建起了6间总建筑面积为160平方米的平房。2005年1月8日，在住了15年洞穴后，熊开良等3户村民终于搬进了新房。
告别了穴居生活，3户人家靠着辛勤劳动渐渐摆脱了贫困。如今熊开良家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屋，自己在家养猪，孩子到外面打工，一年收入可达10余万元。
2003年至今，杨文金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努力，从各个渠道引进资金，先后在镇宁县边远村帮助修建了9所小学，给5个自然村安装了自来水，给12户贫困户建起新房，为15户无牛农户买了耕牛。
重庆市黔江区政协退休干部张玉林办起留守儿童学校有容国学书院 杨敏摄
接续传统：绽放人生第二季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观察篇之一)
“立庙堂忠君之禄，归乡里孝亲之泽”。千百年来，怀抱四方之志的士子们通过科举离开乡土为国效力，到了晚年，他们则选择回到故土，回报乡里。时代变迁，叶落归根这一传统并未中断。当下乡土中国正面临重大变革机遇和诸多发展难题，退休官员凭借其优势可以继续发挥潜力，对家乡和他们自身来说，可谓双赢之举。
“叶落归根”：颠扑不破的信念
大树参天，依靠土壤中水分的滋养，待到枝繁叶茂时，树叶落到根部，化为泥土，回报根本。我国古代社会乡土观念很重，不论是做官的仕人，还是商人游子，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晚年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叶落归根”。
“长期以来，中国‘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让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文轩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古代官员大部分源自农村，那里积淀着深厚的耕读文化传统，科举制的实行让寒士庶民加固了一个理想，就是“学而优则仕”。待到衣锦还乡时，官员们又出于对家族根脉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回到儿时的故土，通过建立家族私塾或乡村书院等进行文化反哺。
“中国官员返乡文化古已有之。”张文轩说，“中国人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作为一个人，不能忘记根本，而要回报根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里，如果一个人忘记了根本、家乡，他就是不义之人，做人就立不住。”
刘毓庆说，官员告老还乡的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者，郑玄注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戏曲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传道授业、教化一方的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农村都有一个乡绅阶层，乡绅阶层支撑着乡村文明。他们在农村实施文明教化，并参与乡村治理。如果村与村之间、族与族之间有矛盾，两边的先生坐下来谈判，基本上就能化解。
致仕还乡，作用几何
得益于古代官员的告老还乡，乡村实现了精英循环的有效流通，一定程度上持续不断地带动着乡村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些中国最早出现的乡贤，成为千百年来乡土中国稳定和谐的基层管理机制的维系者。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教授许顺富认为，乡土绅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与多方面社会功能的特殊群体，它不仅影响着国家政权的稳固，而且影响着乡村秩序的安宁;它不仅是官僚的后备军，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众的代言人;它不仅是文化教育的占有者，也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输出者。
受访的一些专家向半月谈记者指出，古代官员告老还乡主要起到以下三大方面作用：
一是为地方兴利除害。比如修路办学、抚恤孤老、救济贫穷、维护乡民(家族成员)的利益、制定乡规民约及家法族规等等。乡绅的存在与作为，确实可以使邻里和睦、安居乐业，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长。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乡绅就是当地居民的主心骨。乡民遇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大事时，以请到乡绅主持为荣;乡民进行买卖交易时，契约上若有乡绅做“保人”，心里就会踏实;在乡民利益受到威胁时，乡绅甚至可以组织乡民与匪霸对抗，与官博弈。
二是调解亲邻纠纷。明清颁布的律例中有在地方乡里设立“申明亭”的规定，国家的法律明文授予“里老”以裁断纠纷的权力：“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于此(申明亭)劝导解纷。”那些在不同地区的申明亭中主持“申明教戒”、“劝导解纷”的“里老”一职，多是由不拿国家俸禄的乡绅担任。
三是担任县级以下社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区，都是乡绅活动的舞台，乡绅是乡土社会的权威。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将这种由乡绅担任的官称为“小官”，西周的乡遂官、秦汉的乡亭官、隋唐的里坊官、明清的保甲官以及各地宗族大户的家长，大致都可以归在顾炎武所言的“小官”之列。小官的产生是自发的，他们没有国家的任命，只有乡民的拥戴。
顾炎武察觉到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基层社会中，甚至认为，由乡绅担当的小官之职责远比朝廷任命的大官重要，减少朝廷任命的冗官、维护自发产生于乡民意愿的小官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王朝兴盛的关键。
乡绅群体，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精神素养，有阅历和视野，有一定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了解。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旨意贯彻于民间。他们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参与着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代表着一方风气和文化。
“告老还乡”传统从未中断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遍观历代，还乡大有作为者层出不穷。西汉丞相韦贤“以老乞骸骨”，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告老还乡的丞相;宋代户部尚书沈诜告老还乡后，每遇灾荒之年，就把自家的存米拿出来按平价卖给当地百姓;明朝时期，浙江萧山的魏骥官至吏部尚书，辞官在家居住20余年，筑堤浚湖，解乡民水患之苦;清朝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阎敬铭70多岁时称病，四次上疏辞官，回归故里后捐款修建义学，并督办建起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粮仓，被誉“天下第一仓”。
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明清两代有价值的古村落，几乎都是官员告老还乡的杰作。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徽黄山西递村、宏村就是一代又一代商贾、官宦告老还乡建设家乡的示范作品，它带来乡村文明的整体升华。
在当代，高官返乡传统虽大大减弱，但从未中断，高官返乡创业者也不在少数。开国将军甘祖昌因伤病从新疆军区后勤部长位置上退休，回到家乡江西莲花县务农，一直到1986年去世;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把一个落后村变为“岳阳第一村”;当过9年海南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苏厚退休后务农，使家乡松梅村面貌一新;湖北省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荣礼退休后，在咸宁乡村自费建起优质瓜果科技研究所和试验园……
让人生第二季绽放光彩
“当代官员退休返乡的数量和规模，和古代不可同日而语。”张文轩说，这是因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国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由乡土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型，很多官员在农村没有了家，有的则因为农村条件落后不愿意返乡。
张文轩认为，对于叶落归根这一传统，现代人可以而且应当继承发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改善，现代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远胜于古人，很多60多岁的人退休后，仍然身体健壮、思维活跃，对支持家乡发展有饱满的热情。
民建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徐大佑对半月谈记者表示，乡村的内生秩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各种级别的官员退休回乡，能够与其他非体制精英一起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尤其在当前，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贫困人口多的省份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退休老干部下到基层一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认为，退休官员经过了党和国家的培养，尤其是县处级以上干部，在各个岗位上都经过了锻炼，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见识决定眼界，这些人对农村未来发展看得较远，鼓励他们还乡干事创业，能够惠及一方百姓。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说，一方面，退休官员有丰富的经历、较高的学识和广泛的人脉，新农村建设特别需要这些人;另一方面，对于官员自身来说，退休后回归田园，融入农村生活，服务乡里乡亲，也有益于身心健康，可以让人生第二季绽放更多光彩。(专题参与调研记者：王菲菲、刘翔霄、梁军、袁汝婷、向定杰、沈洋、刘巍巍、马剑、韩振、叶含勇、李劲峰)
田园当归：畅通官员还乡路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观察篇之二)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当前退休官员返回乡村成为新乡贤，仍是少数人的选择。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环境及文化心理的剧变，制约着退休官员融入乡村、惠及乡土。
乡愁之切，乡土之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流向城市。”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分析，由于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以及退休后国家良好的养老保障机制，退休官员的回乡路受阻。
当下，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面临精英流失之困局。“那些早年凭借升学考试跳出龙门的农家子弟，迅速被大城市的潮流所裹挟，进而失去了还乡诉求。”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看来，城市化浪潮让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资源向城市集聚，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退休官员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后，缺少获得感和舒适感，告老还乡者自然锐减。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归纳了当前官员还乡的三种情况：一是从乡村走出去，已经没有了农村土地，回乡之后租房居住，相当于休闲;二是虽然官员本人没有了土地，但是家族其他人还有土地，回乡之后借住在亲戚家;三是官员本人与农村完全没有关系，也没有亲戚在村里，完全租房子住。
作家长征认为，古时官员告老还乡的制度已不能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现实，这是环境变化所致，还乡难以成为官员退休后的普遍选择。
“过去文官致仕、武将解甲，官员在家乡拥有土地与房产，回乡成为一种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王安白说，如今返乡官员在农村难有立身之地。
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建君表示，很多官员来自农村，但早期户籍管理规定把官员和乡村之间的纽带彻底割断了。农村留给他们的只有乡愁，而非乡土。
重庆巫山县大昌镇原副调研员方孝泽是退休返乡干部，谈到自己为何能够返乡时，他说：“一是女儿在老家，二是老家有爱人的田地。很多人想退休后返乡，但是老家条件太差，或者已经没了土地。”
生活不适应，存心理顾虑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如今的官员返乡不同于古时的乡贤举家回乡。现在的官员家眷往往都在城市，他们返乡后，由于亲人不在身边，等慢慢变老后会带来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医疗保障不到位、生活无人照顾，等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邵晓莹告诉半月谈记者，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阻碍了退休官员的返乡路。现在的官员退休待遇、医疗保障等生活要素已经与所在城市完全绑定。回到乡村，生活条件将发生极大变化，很多是依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
一位江苏盐城籍退休干部夏先生说，几十年在城市工作，医保、社保都在南京。回老家后，异地衔接比较麻烦。“再说苏北农村医疗资源无法与南京相比，上了年纪的人，万一有个急病，从村里开车到市里医院要一个多小时，救治哪来得及。”
西部某城市退休老干部胡先生也表示同样的担心：乡下医疗卫生条件太差，自己老骨头了，经不起病痛折磨。老家与他同庚的一位老人，突染重病需要上医院检查，只能靠亲友推着架子车送到几十里外的乡镇医院，但路途颠簸，还没送到医院就在半路离世了。
“村卫生室只能治疗一些头疼脑热的病症，卫生室年轻大夫只能输液、给点简单的药物。”退休干部杨生海说，村级卫生条件确实比较落后，就医非常不便。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说，一些官员之所以不愿回乡，除了客观条件制约外，还有其他一些主观上的顾虑。他们长期在城市工作，与农村联系较少，回来之后和村民沟通交流不太适应，也有一些村民对这些退休官员的期望值过高，一些官员回来后落不下好。
“农村是相对封闭又很现实的地方，你返乡要给当地带来发展成果，老百姓才觉得你有价值;如果你不给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他们会觉得你才干不够，往往不会尊重你。”一位退休官员说。
退休返乡干部丁汗平说，最初决定回乡干事时，身边阻力不少。一方面是家人明确反对，认为自己年纪大，退休要好好安享晚年，没必要回村里“折腾”;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风言风语，说自己当局长退休，还想回村当组长发财。这样的说法让自己感到特别寒心。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也有一些基层干部群众提醒，要防止个别返乡的退休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干扰乡村治理，甚至搞“期权腐败”，这不仅对家乡发展不利，还会造成社会负面影响。
创新政策机制，鼓励更多退休官员奉献乡村
“当前确实存在很多退休官员故土难回的现象，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解决退休官员还乡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全国人大代表、太原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李瑞丰说。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都匀市委组织部部长胡荣忠曾主动请缨，到地处麻山腹地的长顺县敦操乡任党委书记。在他看来，现在不少干部退休后在城市扎堆而无所事事，是干部人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组织部门要创新体制机制，为退休干部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平台。
湖北工业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刘耀东建议，国家要把投资重点向农村转移，结合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消除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教卫生等几大鸿沟。“未来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变，许多走出故土的游子会被不断吸引返乡发展，形成城乡良性互动。而退休官员应当成为这一潮流的引领者。”
不少接受采访的人士建议，鼓励县乡机构对退休官员实行荣誉聘任制度;对于返乡后贡献较大的退休官员，应该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要真正关心爱护返乡离退休干部，为他们的健康生活创造条件，解决实际困难。譬如，可将农村闲置的村委会房屋、办公设备利用起来，为他们提供生活、工作的场所。
如今新乡贤群体零零散散，如果不加以系统梳理，不加强管理服务，不对这一群体回乡作贡献的热情加以保护，新乡贤群体很难良性发展。地处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带的重庆市巫山县双龙镇，近年对全镇能人摸底，建立能人库，镇里400多名创业能人回来了80多名，带回外面的先进技术和开放理念。双龙镇党委书记刘廷艳说，可参照此模式建立退休官员信息库，提供精准服务，吸引他们回乡工作生活。
官员还乡变乡贤，权力约束新起点。湖北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南建议，要探索科学、合理、严谨的制度保障，加强后续管理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退休返乡官员的正面功效，真正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做乡贤就是要讲奉献、讲境界!”半月谈记者采访中，许多退休官员表达出这样的心声。
赵德瑛今年已是89岁高龄，当年他从山西晋城市教育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休后，回到了老家阳城县町店村。他自掏腰包，发动群众，将山上的甘泉水引入村里;挨门入户走访调查，编撰村志……村里无论谁上台当干部，都对赵老尊重有加。虽然在乡村生活有种种不便和困难，但赵老都努力克服，从不倚老卖老，在个人待遇上讲条件、提要求。
提倡更多退休官员自发自愿到乡村当新乡贤，并非对所有退休官员的硬性要求。退休官员当新乡贤，应当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各地有很大创新空间。可以回故乡当乡贤，也可以去异乡当乡贤，出生在城市的官员退休后也可以自发到农村当乡贤。而且，官员退休后既可以全年、全天候地常住乡村作贡献，也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常下乡看看，年老干久者可以随时回到城市。究竟选择什么形式，视主客观条件而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关键是要有一颗情系乡民的心，要有奉献精神和公共责任，真正乐于并善于做服务“三农”的实事。
2016年初，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他们通过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传承优良家风、关心教育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化解矛盾纠纷、参与社区建设等方式传播正能量。
正是在发挥自身优势、传播正能量方面，南昌原市长李豆罗等一批退休官员已经走在了前列，成为新乡贤的先行者。他们满怀着乡愁，带着对土地、对乡亲的深沉之爱，在乡土中国续写着人生价值，推动着社会发展。其行为和精神值得倡导。
地方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探索路径，细化政策，创新机制，倾注关爱，让越来越多的退休返乡官员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生活得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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