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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35，距离14年；
1935——1949，距离14年。
从时间维度上看，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到创立新中国时间轴线上的中点；从思想维度上看，1935年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拐点——“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如果说每个年份有一座“年份城市”的话，那么对于当时成立14年的中国共产党而言，1935年属于遵义。这一年，遵义因为一场会议改变了历史，因为一场会议永远地写进了历史。
6月5日，记者赶赴遵义，走进那场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会址。
历史有其偶然性，但遵义会议的召开却是历史的必然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命运。古城遵义也是如此。
当年，自红军踏上长征路的第一步起，敌情就瞬息万变，在哪里战斗，在哪里落脚，在哪里开会，一切都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北依娄山、南临乌江的遵义并不注定与这场会议结缘。
所以，走进位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后，我们没有急于攀上当年开会的那幢二层小楼，而是走进了遵义会议陈列馆，试着去感知那场会议召开前的历史风雨。
“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指着墙上一张简单而醒目的图表，解说员王玉笛提及伍修权的一段回忆文字，把我们拉进了遵义会议召开前那段牺牲惨烈的历史。
图表名为“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损失表”，直观显示着那个时期的一组数据：红军从之前的30万锐减到3万，党员从30万减少为4万，根据地人口从1000万变成了100万……用毛泽东批判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三句话来说，就是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
回望历史，真理的地位从来不是天生的，而往往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对比才能最终确立。据刘伯承回忆，随着长征开始后我军接连失利，“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如果说部队上下这种强烈的情绪构成了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民意基础，那么遵义会议之前的三次会议则为此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
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猴场（今翁安县草塘），中央又一次否定了左倾领导人的错误主张……
沿着历史的大脉络，从短短半个月间接连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这3次会议中“穿”过，我们感到，一场拨乱反正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已经势不可挡地从历史的必然逻辑中走来。
遵义，在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双重作用下，偶然又必然地与这场会议相遇。
会址东侧的槐树已经枝繁叶茂，诉说着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
这是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楼，原是军阀柏辉章的公馆。1935年1月红军攻下遵义后，成为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的临时办公住所。当年，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在二楼东侧的一间卧室，康克清曾回忆说，每天她一推窗，就看到窗前一株小槐树。一去八十年，今天那株“小槐树”早就枝繁叶茂，几乎不可环抱。
沿着北侧的木质楼梯，轻轻拾级而上，我们似乎一步步走进1935年1月中旬的那三天。我们知道，这楼梯上，曾走过朱德、刘伯承、周恩来，曾留下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的脚印，曾经过坐着担架的王稼祥，曾响起过从老城赶来的彭德怀、杨尚昆急匆匆的脚步声，更刻下了毛泽东的铿锵步履……
1935年属于遵义，这幢小楼却永远属于1935年的1月15日、16日和17日。二楼会场一壁，依然悬挂在两个壁橱间的那只挂钟早已不再走动。我们却仿佛听到了当年钟摆左右晃动的声音，听到了当年会场上的激烈争论——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分析了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
那是遵义的冬天，长条形会议桌的下面燃着一个炭盆。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冬天，会议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就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十万火急。三军团六师在乌江刀靶水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情势严重……周恩来让彭德怀立即前往指挥，要求他坚决顶住南面的敌人。如果敌人突破了南面的警戒，党中央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会议仍在继续，争论仍在继续，那三天既短暂，又漫长。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指出“三人团”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引发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共鸣。朱德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王稼祥明确提出应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三天的会议最终结束了，与会的二十位代表分别奔赴各自的战位，只留下室内的二十把木椅和窗外的那株槐树，告诉一代代后人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
遵义会议永远定格在八十年前，遵义会议蕴含的“独立自主”精神却需代代相传
发生于1934年冬天的湘江战役，是红军一道永不结疤的伤口。那个冬天，5万左右红军将士把英魂永远地留在了湍急而冰冷的湘江。而在冥冥之中似有天意的是，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也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为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
而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召开的多数会议都要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办事，而且往往都在共产国际代表出席指导下解决问题。
武警遵义市支队政委朱绪明在遵义工作近30年，对与遵义相关的党史如数家珍。他介绍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为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曾作出《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并派出代表罗明纳兹来华执行决议；在纠正瞿秋白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共产国际先后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遵义会议之前，党中央纠正党内左倾、右倾错误，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有些重要决定甚至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起草再翻译成中文的。
自1921年以来，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纠正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拯救了党、拯救了红军，使我党终于从幼年期走向成熟期。
王玉笛告诉我们，毛泽东唯一一次为革命旧址题词就是遵义会议会址。关于遵义会议，毛泽东在28年后一次会见外宾时这样评价：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一年前，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离开遵义会议纪念馆，我们沿着赤水河畔，行走在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上，回顾着共产党建党95年来的峥嵘岁月，脑海里回响着四个字：“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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