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实行的一千多年里，究竟有没有出过女状元？ - 盛世湘黔网

在中国，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作为一个曾长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的国家，羡慕和追捧考试优胜者，是国人心中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1977年，中断了十余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今年便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40年。每一年的高考，中国各地区的第一名都会被大家称为“高考状元”。在这40年里，出现了很多位“高考状元”，其中有不少“女状元”，但是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里，究竟有没有出过“女状元”呢？

我们在一些古典戏剧中，经常会看到女扮男装，最后中进士、中状元的故事，比如有黄梅戏《女驸马》中的冯素贞、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中的黄春桃和《再生缘》中的孟丽君等等。这些女状元个个都是才貌双全，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巾帼不让须眉，独占鳌头，她们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古代，女性有资格参加科举吗？

相信对黄梅戏有一点了解的人都听过这么几句唱词，“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人人夸我潘安貌，谁知乌纱罩婵娟”。这几句唱词就是著名的黄梅戏曲目《女驸马》中女主角冯素贞唱的。

《女驸马》说的是民女冯素贞冒死救夫，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成就了美满姻缘的故事。该剧通过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偶中状元误招东床驸马、洞房献智化险为夷等一系列近乎离奇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戏剧情节，塑造了一个善良、勇敢、聪慧的古代少女形象。

在这一部戏曲中，冯素贞女扮男装考中状元是解决冲突的关键，这位文才与相貌都十分出众的女状元形象在中国老百姓中广为流传，成为黄梅戏中著名的女性形象。然而冯素贞仅仅是黄梅戏成功塑造的一位人物形象，历史上并非真有其人。

在冯素贞这个女状元形象之前，明代著名戏剧家徐渭写的《四声猿》中有一部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剧中塑造了一个叫黄春桃的女状元形象。

后蜀女子黄春桃自幼父母相继去世，又没有兄弟姊妹，只好和乳母一起生活，经济十分拮据。这个聪颖过人，才华过人，而且胸怀男儿之志的女子认为科举绝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于是，她穿上了父亲的旧衣服，将头发盘起来，通过这样一番打扮，美女变成了帅哥，改名为黄崇嘏。顺利报考之后，她以第一名状元登第，被任命为司户参军。后来，黄春桃的女子身份被识破后，她脱去了男人的服装，回归到女人的身份。

剧作家对黄春桃的这一举动是十分赞赏的，剧本的最后几句唱词最能说明，唱词写道，“辞凰得凤金如此，坦腹吹箫常事矣。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应该说，这位才华横溢的黄春桃小姐参加科举的动机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希望改变自己的贫困生活，要跳出“龙门”。

到了清代，著名弹词作家陈端生的《再生缘》（又名《龙凤再生缘》《龙凤配再生缘》）则塑造了一个女状元孟丽君。这个人物的塑造得到了大学者陈寅恪、诗人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赞扬，表现出了女性渴望获得政治地位的思想。而在古代社会中，普通百姓希望获得政治地位的最佳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陈端生刻画的孟丽君这个形象就是希望女性也能像男子一样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由于创作者杰出的艺术才华，使这些人物形象扎根在百姓心目中，让现在的人们错误地认为女状元是真实存在的，认为科举考试是允许女性参加的。

虽然在科举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条官方文献明确禁止女性应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科举允许女性报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科举选拔的是文官，而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是不设女性官员的（除少量宫官外），因此禁止女性应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必要用条文来进行特别规定了。

原来从唐代开始，历代科举都有十分严密的搜检制度，而且随着科举的地位越来越高，搜检就越来越严厉，甚至可以说到了苛刻的程度。

例如明清时期乡会试搜检时，每个考生需要经过前后两个士兵分别搜检。搜检时，需要将读书人的全身都要严格搜检一遍，“上穷发际”，头发都要解开，“下至鞋袜”，鞋子和袜子都要脱下来，衣服全部解开，包括内衣、内裤，对读书人进行彻头彻尾的搜检。正是有这样严厉的措施，女扮男装是很难逃过搜检者眼睛的。因此，单从这一制度而言，是完全能将女性拒绝在考场之外的，女性也就只能在科场前临渊羡鱼、对天长叹了。

有的人会说，能否通过代考或者跑关系进入考场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这些记载都是一些笔记小说，多是道听途说的事情，不足以证明真有女性应考。比如，有一份资料记载，乾隆六年（1741）扬州考场发生的一件舞弊案：扬州有一位王先生不学无术，但他却有一位才貌兼备的妻子张氏，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张氏十分怨恨父母当时让她嫁给了一个这样没有出息的丈夫，看到丈夫整天游手好闲，觉得不能指望他能通过科举及第来光耀门楣了，于是决定自己女扮男装去应考。

可惜还没有等她进考场，她的小叔子就向有关部门举报了。按照科举法律，张氏本来应该被处死，好在乾隆皇帝说了：“哎，这样一位才女，杀了真是可惜，更何况她是恨自己的丈夫不争气，才做出这样的舞弊行为，罪该当死。朕念她用心良苦，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将她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吧。”尽管张氏由于乾隆的开恩侥幸活命，但流放又能比被处死强多少呢？这足以说明朝廷对女性参加科举处罚的严厉程度。正因为如此，不少有才华、有理想的女性总是对天长叹，怪老天让自己成为了一名女性，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曾叹息说：“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上名。”

不少女性知道自己没有参加科举的可能，便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子弟或者晚辈，希望金榜题名的梦想在下一代人身上实现。

《儒林外史》中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就是这样一位女性。由于鲁小姐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父亲就把她看成儿子，专门请了私塾先生在家里教她，对她进行全方位的科举应试教育：启蒙之后就开始熟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开始读八股文范文，接着就开始教她作八股文。这位鲁小姐天生聪颖，不但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背诵3000篇八股文范文。要做到这一点，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据统计，四书五经的字数达到41万多字。范文按照每篇范文600字计算，3000篇就有180万字，没有超强的记忆力和勤奋的学习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正是有这样的知识基础，她写出来的八股文十分优秀，让擅长于八股文写作的鲁编修都发自内心地为女儿叹息，鲁编修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鲁小姐虽然自己不能亲自参加科举考试，但她却十分痴迷科举，对自己的新婚丈夫不愿意全力应试十分失望，只好将科场夺魁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宝贝儿子身上。

《儒林外史》里说：“鲁小姐头胎生的个小儿子，已有四岁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鲁姐的目标就是培养儿子，使其能金榜题名。不过，毕竟鲁小姐是吴敬梓先生笔下虚构的一个热衷于科举的女性文学形象，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女性人物呢？

在明代还真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就是浙江余姚人杨文俪。《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四》中收录了《杨文俪诗》一卷，说明明代确有其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对她有很高的评价，说她是：“盖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之文者，文俪一人而已。”在纪晓岚看来，杨文俪是明代精通八股文的女性中首屈一指的。

杨文俪自幼在其父亲、工部员外郎杨应獬的教导下，精通八股文写作。与鲁小姐一样，杨文俪自然也只能恨自己是个女子之身，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在嫁给孙升做继室之后，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培养孙升的五个儿子上，亲自教他们做举业文章。后来，这五个儿子中有四个考上进士，其中三个官至尚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部级干部，另外一个担任太仆寺卿，太仆寺主要是管理朝廷车马事务的机构，少卿是太仆寺的副官，一般为正四品，级别也是相当高的。尽管杨文俪自己没有办法参加科举考试，但她的理想在儿子们身上得到了实现，她的名字永留史册。

我们只要谈到女状元，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太平天国中有一位叫傅善祥的女状元。她是虚构的人物还是真有其人呢？如果真有其人，她的身份是不是女状元呢？

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想选拔女性担任簿书，主要从事文书的写作。通过一次考试，选拔了一批女性，金陵人（现在的南京）傅善祥也是其中之一。二十多岁的傅善祥才华横溢，写出的文章受到东王杨秀清的赏识。傅善祥对太平天国其他人写的文章都看不上眼，还经常说东王杨秀清写的文章狗屁不通，这样自然得罪了顶头上司杨秀清。

后来，由于傅善祥吸鸦片而被人发现，东王杨秀清就此以为借口将她关起来。之后东王将她释放出来，并请人帮她戒除了毒瘾，之后傅善祥离开了太平天国，不知去向。谢介鹤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被太平军俘虏到南京的谢介鹤，将自己所见所闻用笔记下来，编成了《金陵癸甲纪事略》。其他的史料也有较为相似的记载，这说明太平天国时期确有傅善祥其人。

“贼令女百长逐馆搜查，凡识字女子概令考试，以江宁人傅善祥为女状元，又女榜眼钟姓，女探花林姓，均取入伪授女掌伪职，林姓三日即自尽。”

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了几个重要信息，第一是太平天国专门为识字的女子设立了考试，第二是考试的结果是傅善祥为女状元，第二名榜眼为钟姓小姐，第三名探花为林姓小姐，第二、三名都没有名字。关于她们应试的事情在《江南春梦庵笔记》这本书中记载得更为详细，前三甲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姓名和出身都进一步明确了，说傅善祥的出身是“上元书吏之女”。榜眼为钟秀英，是太平天国将领钟礼芳的养女。探花叫林丽花，是林凤祥的养女。

记载傅善祥考状元这件事情最详细的是《太平天国野史》，这本书说太平天国开女科以后，应试者有200多人，考官张婉如、王自珍也是女性，考试中有一道题是出自《论语》中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句话，原意是只有女子和没有道德的小人难以共处，表示了对妇女的歧视。

来自金陵的考生傅善祥在考试时旁征博引，列举了许许多多有才干的女性帮助丈夫成就大事业的事例，竭力辩驳“女子难养”之说。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对她的答卷十分欣赏，亲自选定她为女科状元。

《太平天国野史》还对傅善祥的生平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傅善祥为金陵著名儒生傅槐的女儿，自幼熟读经史，父母死后跟随兄嫂生活。太平天国攻克南京之后，傅善祥进入到女馆之中。考中状元之后，在东王府担任要职，得到了东王杨秀清的赏识。最后在韦昌辉杀杨秀清一家的事变中，傅善祥被烧死在东王府。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史料，还有很多文献都将傅善祥称为女状元，如吴家桢的《金陵纪事杂咏》以诗歌的形式来歌咏太平天国开女科的事情：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从《金陵癸甲纪事略》《盾鼻随闻录》《江南春梦庵笔记》到《太平天国野史》，傅善祥这个女性形象是逐渐丰满的，这种记载方式十分类似于小说人物的刻画。这种不断丰富的记载是史料挖掘的结果吗？

我们认为不是，一方面，这些记载者大多是生活在太平天国时期，有的甚至生活在太平天国的政治中心南京，如果出现了女状元，应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不需要挖掘；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状元是非常高的荣誉，历来为人所推崇，如果傅善祥真是状元，为什么《金陵癸甲纪事略》没有明确记载呢？为什么《盾鼻随闻录》没有标明榜眼和探花的名字呢？对于这样人人皆知的名字为什么不直接记下来呢？很显然，这些史料对于女状元、榜眼和探花的记载存在着虚构的成分。

傅善祥是否真是女状元的问题，必须首先确定太平天国是否开了女科。太平天国建立之后，自癸好三年（1853）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其目的在于笼络人心。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包括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和天试，其中省试相当于清朝的乡试，天试相当于清朝的会试和殿试，只有天试一甲才能称之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而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所谓的开设女科只是杨秀清为选拔秘书或者识字的女性而设立的考试，并不是天试，最多只能算是东王府开设的临时性考试。按照太平天国的体制，只有天试才能选拔状元，尽管东王杨秀清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但他毕竟还是低于天王洪秀全，因此东王开设的考试的第一名肯定不能称之为状元。

我们认为称傅善祥为女状元是可以理解的，古代将第一名称为状元已经成了惯例，傅善祥可能是在东王府举行的选拔女性工作人员考试中名列第一，因此自然而然地就被称之为状元了。更何况，这些史料的记载基本上都是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立场，并不是太平天国的官方文献，因此他们所记的文献也不必要考虑到太平天国官方的立场，也就是说，不会因为他们将仅仅由东王府举行的考试的第一名称之为状元，而受到太平天国官方的处罚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现代关于状元的用法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将高考和其他考试的第一名都称为状元。现在使用全国统一试卷的省份越来越少有16个省份单独命题。但从试卷而言，由于没有全国统一试卷，各省的高考状元最多就是相当于乡试的第一名，即解元。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将他们都称之为状元了。更不要说，古代每科状元只有一个人，即所谓的独占鳌头，现在各省的高考状元则至少有文理两科各一个。

除了高考之外，我们现在还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状元”成了对考试中第一名的泛指了。由此看来，傅善祥是在那次考试中得了第一名，加上东王府的地位很高，她也就被习惯性地称为女状元了，但真正意义上的女状元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史料记载了女状元的事情，因为他们习惯地将傅善祥记为女状元，并不是捏造历史，只是不同的记载者对于女科的了解不同，甚至加入了个人的主观色彩，才会将傅善祥的个人生平添枝加叶地进行了记载，使不少人误以为太平天国的女状元一定存在。

现在研究太平天国史和科举史的很多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恐怕是他们没有理解状元的真正含义，才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傅善祥不能被称为状元，太平天国时期虽然有傅善祥这个人，但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女科，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女状元，中国历史上没有女状元、女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