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5月，宋徽宗的第9个儿子、钦宗之弟、刚满20岁的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称帝，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在南下金兵的追击下，宋高宗赵构步步南逃，最后在临安（浙江杭州）站稳了脚跟。南宋历7世9帝，1279年为元朝灭亡，国祚长达153年。
对于南宋，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长期以来坊间的不实传闻，一直来对它的评价不高，误解很深。其实，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颇有成就，尤其在思想文化上，南宋对后世影响之深，更是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以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今天南宋虽然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在许多方面仍深深地留下了它的烙印。
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南宋，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重用知识分子
充分发挥了他们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
南宋继承了北宋以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传统，通过不讲出身和财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制度，吸收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队伍，从宰相到各级政府部门的第一把手，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出身。
南宋统治者十分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对他们不杀少辱，即使在秦桧专权的绍兴年间，也没有一位因反对和议而遭到杀害。南宋也极少搞政治运动，惟一一次是“庆元党禁”。这场被后人说得满城风雨的党禁，却一个不杀，基本不抓，只是流放了数人而已。
南宋统治者给知识分子以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即使太学生，也是“谠论简发，言侍从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士大夫更是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自由从事学术研究。国家遇有大事，多不出自帝王独断，而是召集大臣集议，然后施行。
士大夫出于家国情怀，对帝王的过失甚至家事，不仅能直言极谏，有时还会采取反制措施。如光宗后期患有精神疾病，加上受到杨皇后的挑拨，在孝宗死后，拒绝为他主持丧仪。有关大臣在多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策划拥立皇太子继位，从而使南宋政权避免了一场危机。理宗好色，工部侍郎牟子才上书规劝不成，便在太平州（安徽当涂）建李白祠，亲撰赞语刻于石上，影射理宗是唐玄宗，警告他终有一天会酿成亡国之祸，理宗知道后虽然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南宋士大夫开风气之先，公开反对君主独裁，他们对皇帝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认为：“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他们对于帝王的诏令，不是事事遵行，对于帝王身边的佞臣，也敢于与之斗争。如为高宗做了30余年御医、自称一刻都离不开他的王继先，因为弄权、不法，硬是被群臣弹劾而去。孝宗想给藩邸旧人龙某、曾某升官，中书舍人金安节便拒绝誊写诏书，给事中周必大也不予颁布执行，逼使孝宗不得不收回成命。
南宋帝王重用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能动作用，真正实现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种“君臣以义合”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封建帝王腐朽势力的发展，及时地纠正了他们在施政中的失误，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一件好事。
加强台谏官的作用
防止官员腐败的蔓延
南宋的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个分院，各有谏官（御史）多名，负责对包括宰相在内大小官员的监察。所有台谏官都由皇帝亲自任命，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为了使台谏官更好地履行监察权，赋予了他们许多特权：
一是可以根据道听途说对官员进行弹奏，“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官言而不实即犯诬告罪，台谏官不实则不加罪。这就为他们在弹奏中扫除了思想障碍，并容易将不法行为发现在萌芽之中。
二是不准杀害台谏官，即使他们得罪了君王和权臣，最多只是外调或降职使用，往往事过境迁，便官复原职，甚至再次获得重用。
三是台谏官独立行施弹劾权，他们可以拒绝宰相甚至帝王的指使。正因为台谏官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并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所以官职虽然不大，一旦被任命，“即权重宰相”。
为了解决官员多而台谏官少的问题，南宋政府又给路一级的长官以监察之权，一方面让他们互相监察，另一方面共同监察州县官，从而做到对全国官员监察的全覆盖。
注重儒家道德的建设
培养“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
南宋统治者以文立国，将建立儒家道德观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们懂得“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只有家庭和睦才能使社会安定的道理，所以首先大力提倡和表彰孝道。咸淳七年（1271），国事已岌岌可危，度宗仍命地方州县官对有孝行者具名上闻，以行表彰。既有孝子之称，又成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文天祥等人，他们所以产生在南宋，确有一定道理。“百事孝为先”，看来决非虚语。
与此同时，南宋统治者大力宣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观和责任担当，宣传“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高宗和吴皇后亲书石经近200块，经人篆刻后置于太学。理宗更遵奉理学为正统思想，将君臣、父子的等级名分，提高到“天理”的地位。
南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社会力量，将这种道德取向和核心价值观，传播到民间，既接地气又不留死角。各级学校学的是《四书》《五经》，科举考试的内容也离不开《四书》《五经》。州县官到任后，必将修贡院、兴学校、祭祀先贤、教化百姓作为先务。退休官员、乡绅、学者和塾师，这些地方精英，都积极参与到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中去。他们或制订各种乡规民约，规范人的道德行为，或通过学校授课，传播理学思想；或撰写治家格言、庭训，对普通民众进行“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则有如《千字文》《三字经》一类的启蒙读物。甚至在南戏和话本小说里，也不乏忠、孝、仁、义的故事，使田父野老在喜闻乐见中受到教育。
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南宋军民“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这对南宋政府在平定“内乱”和抵御外侮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统治者的立身行事 对百姓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
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并非单纯依靠教育和号召能够实现，最高统治者的立身行事如何，普通百姓都看在眼里：这样的国家是否值得“爱”？这样的君主是否值得“忠”？是摆在他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毋庸讳言，每个封建帝王都具有腐朽性，只不过多少而已，南宋帝王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们前有北宋因腐败而招致亡国的惨痛教训，后有金、蒙入侵的严重威胁，加之士大夫对他们的不断提醒和劝谏，所以从总体而言，腐朽程度不深，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百姓起到了表率作用。
一是减省宫殿、陵墓的兴筑，也不外出巡行。
修宫殿、筑陵墓、外出巡行，是封建帝王消耗民力、挥霍腐败的主要表现，南宋则不然。以宫殿而言，南宋皇城建在凤凰山原北宋杭州州治旧址，占地面积近50公顷，只及唐朝长安大明宫一座宫殿的七分之一，比北宋皇城也要小一半多。作为正殿，只有崇政、垂拱两殿，垂拱殿又与紫宸、文德、集英、大庆、讲武、祥曦6殿共为一殿，随事易名而已。两殿虽称大殿，大小与大州的办公厅没有两样。其他别宫，大多也是一宫数名，如高宗晚年居住过的德寿宫，先后改名为崇华、慈福、寿慈、寿康等宫殿，以供退位后的帝后使用。南宋宫殿的简朴，在历史上可谓仅见。
南宋有6个皇帝的陵墓在绍兴的上皇山，史称“宋六陵”。整个陵园面积为2.25平方公里，只及北宋陵园的七十分之一，各个陵墓皆浅葬，既无地宫，也不起陵，更不设石人、石兽。因为不像是一个帝王陵园，所以取名“拈宫”，表示此地只是暂葬，一旦收复中原，就要将陵墓北迁，当然这只是自慰而已。
历代帝王为显耀自己的权势和尊严，总要找个理由四出巡行，成千上万的官员、士兵和民夫都要跟随而行。他们所到之处，犹如蝗虫一般吃空州县，回跸后又有滥赏，扰民之烈，费用之巨，不可胜数，这在北宋也不例外。可是南宋帝王却不搞巡行一事。南宋定都临安后，除绍兴三十一年（1161），高宗为抵御金朝南侵而驻跸建康（江苏南京）一个月外，所有帝王都没有离开过临安一步，即便近在咫尺的西湖，在位帝王也很少去游玩，以免扰民。
二是多数帝王的生活，相对比较节俭。
南宋诸帝，生活相对比较节俭。以开国之君高宗而言，当时虽有一个士人写了一首《鹁鸽诗》进行讽谏，要他改养大雁，可以传达被俘虏北去的父兄音信。高宗知道后，就不再放养鹁鸽，还奖励了那位敢言的士人。作为一个帝王，饲养一群鸽子实在不算过分，有一代英主之称的唐太宗，不是也经常把玩着爱鸟吗？但后人因对高宗杀岳飞、订和议不满，遂借此说事。
应该承认，高宗在位时的生活，还是相当俭朴的，他曾多次下诏，禁止宫廷内外使用黄金饰品。绍兴十二年，生母韦太后从金朝南归，宰相秦桧为她准备的器物中，有的以纯金制成，高宗立即命人换成镀金的。大将入见，多以宝马、宝货贡献，高宗认为，马匹可供军用，就收下，宝货则一件不取，因为担心将领们会借此掊克百姓，有害军政。高宗吃的也很一般，即使猪肉和豆腐，也不是每天都有。但在他退位住进德寿宫以后，生活就变得奢侈起来，那是后话。孝宗、宁宗的俭朴，更胜过高宗。史言孝宗“自奉如寒士”，衣领洗了再洗，鞋子补了再补。宁宗在位30年，宫殿内外没有搞过一件兴作。只有理宗确实比较腐朽，兴作也多，但也没有达到肆无忌惮、不顾一切的地步。一次，理宗赐驸马杨震宅地，为此要拆去四旁民居。太学生方大猷的私宅也在被拆迁之列。理宗只得命宦官董宋臣携带礼物前去拜访，“视其值数倍酬之”。那么，理宗到底动用了多少国家财政呢？这里不妨作一个大致估算：若除去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十之八九要用于军费，再加上4万名左右官员的俸禄需要开支，供他兴作挥霍的钱财，恐怕也不是很多。所以，南宋极大多数民变，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容易接受招安，从中也可以看出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态度。
关心民生 有力地争得了民心
南宋“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国家对民生的关心，应该说是最主要原因。
积极参与南宋政治的士大夫，大多数出身于平民之家，加上长期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对穷苦百姓怀有一定的同情心。如曾知瑞安县的董煟，用多年心血，总结历史上所有救荒的经验，撰成一部《救荒活命书》，他对宁宗说：“我过了半辈子穷日子，晚年有幸考取进士。看到百姓因遭灾荒而贫穷潦倒，心里感到不好受。所以写了这部书进呈皇上。希望能将它颁行州县，以拯救天下的贫苦百姓。”董煟实为南宋士大夫中关心民瘼的一位代表。
就南宋帝王而言，他们好读书，比较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高宗以为自己在宫中“无一日废学”，凡以前有益的治道，总尽可能地加以吸取，而不是寻章摘句，为学而学。加上类似于董煟这样的士大夫，或在给皇帝上课时，或在奏折中，屡屡提醒帝王要爱民、惜民、恤民。这都使南宋统治者能较多地关心民生，建立起一套对弱势群体较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
第一，大力推行荒年救灾的政策。每次根据灾情大小，由朝廷下诏，延期或减免农民租赋，并给受灾民众赈济钱粮。
第二、实施一系列关心民生疾苦的措施，具体有以下4个方面：
减免利息欠负——高利贷是加深农民和其他百姓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高宗下诏：凡民间所欠私债利息过本者，可再不付息。此外，还多次蠲免公私债务，如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光宗下诏：免除百姓在淳熙十四年前的所有赋役积欠。南宋农民的赋役负担虽然很重，但得到的蠲免力度也不小。
实行医疗救助——南宋政府在临安府设置药局5所，名“惠民和济局”，负责收购和出卖药物，以保障药材质量，平抑药价，同时配置医生。疫情暴发时，则免费施药、施医。后来又把这项措施推行到全国。高宗还下诏告诫各州，要“合药散民”“毋多取利”。
普遍设置漏泽园——漏泽园即为公共墓地，用来安葬没有墓地的贫民和无主尸体。它的设置虽始于北宋后期，但到其末年，已经有名无实。进入南宋，漏泽园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设置，在多数州县，终宋之世不废。
重建居养院、安济坊、收养生活无着和患病贫民——这些机构虽然多数也始于北宋，但到后来同样都废止不行。南宋建立后，它们都陆续得到恢复，并被普及到全国。上述救助机构，多将医治和收养合为一体，有的规模还不小。如知苏州陈岘在淳熙三年（1176）所建立的居养院和安济坊，有屋65间，分310区，每区又分30个单元，“集癃老之无子妻、妇人无夫亲者，分处之。幼失怙恃，皆得舍焉”。里面生活设施齐全，“举无一遗”。除供应吃、住外，病给医药，死给葬具。为了保障居养院和安济坊的经济来源，地方政府筹集官田和民田1660亩，募民耕种，每年可得米700余石。其救助规模之大、设施之齐全，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值得肯定。
对此，元朝史臣不无赞叹地说：“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这当是南宋国家所以能赢得民心的重要原因，也是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能够获得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通过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正由于南宋的建立，遂使光辉灿烂的北宋文明获得了延续和发展。南宋在疆域不广、军力不强、外患频呈、百姓负担十分沉重的情况下，政权依然稳定，社会比较和谐，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最高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重用，增强了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感，并转化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他们对“忠君爱国”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扎实而富有成效，并不流于形式。他们对民生相对比较关心，便容易赢得民心。所有这些治国理政的经验，都值得后人借鉴和吸取。
当然，南宋毕竟是一个封建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和弊病，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此外，南宋抑制武人太甚，削弱了国防力量；对士大夫宽厚有余而执法不严，成为贪官污吏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某些士大夫崇尚清谈，心口不一，不仅于治道无补，反而有害于政事。以上这些，对后人也是深刻的教训。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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