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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编辑古代距2013年已有2500多年历史，市境鸿古开启，历史代远年长。 
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先民栖息屯居。城步西岩上朝园、武冈邓元泰上头园、隆回高坪小坳、邵阳县塘田市水西、邵东牛马司天子坪等多处文化遗址的发掘，较为系统地勾勒出先民们筚路蓝缕开拓山林旷野的进程。
周朝其地属荆州；春秋战国时期属楚，雄溪（今巫水）流域为南楚与百越相交之域。
相传春秋鲁哀公时代（公元前494年~477年），楚王族白公善在今市西区地带筑城防守，人称白公城。秦代，今市境分属长沙郡及黔中郡地。
西汉初，始设昭陵县，属于长沙国零陵郡。县治设今市西区，为境内有县级建制之始。三国初属汉。
222年地属东吴，226年吴国置昭陵郡，隶荆州。辖昭陵县、昭阳县、夫夷县、都梁县、高平县、新城县六县。其后在资江流域，相继建立都梁、夫夷、昭阳3个侯国。
吴宝鼎元年（266），分零陵郡北部都尉置昭陵郡，治今市境内建郡自此开始。
西晋太康元年（280），武帝司马炎因避其父司马昭之讳，改昭陵郡为邵陵郡，改昭陵县、昭阳县为邵陵县、邵阳县。“邵阳”之名由此始。移郡治于资江北岸北塔湾。并把新城县并入邵阳县，分都梁为武冈县、建兴县、都梁县，加上邵陵、邵阳、夫夷、高平，于是邵陵郡所辖增为7个，改隶湘州。
后相继被改为建州（隋末）、南梁州（唐初）、邵州（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和敏州。境内西南部巫水流域，自汉至隋为“无阳五溪蛮”地，先后属镡城、舞阳、龙标县。隋废邵陵郡，一域之内单立邵阳一县。
唐代设邵州，辖邵阳、武冈2县。武冈县治今城步儒林镇；邵州与邵阳县自此在今市西区同城而治，历千余年。
宋初，武冈县治从城步儒林镇移今武冈城。
崇宁五年（1106），置武冈军。
南宋理宗赵殉当太子时，曾封为邵州防御使，他做皇帝后年号“宝庆”（1225年），就把邵州升为宝庆府，用以纪念自己的潜龙之地，所以邵阳又有“宝庆”之称。宝庆之名沿袭700余年。
元代设宝庆、武冈2路。
明初设宝庆、武冈2府，后降武冈为州，宝庆府领武冈、邵阳、新化、城步、新宁1州4县，经清代沿袭至中华民国初年。
民国2年（1913），废宝庆府，设宝庆县，境内各县隶湘江道；民国11年废道制，各县直隶于湖南省。民国17年，宝庆县复名邵阳县。
民国26年（1937），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邵阳，辖邵阳、武冈、城步、新化、新宁5县。
民国36年坼邵阳县增设隆回县。辛亥革命时成立湖南军政府宝庆分府。
1938年至1949年属湖南省第六督察区。[1]
建国设市
1949年10月3日成立湖南省临时政府邵阳区督察专员公署，并成立邵阳市，隶邵阳县。
1950年7月12日明确为县级市，11月更名为湖南省人民政府邵阳区行政专员公署，辖邵阳、新化、武冈、城步、新宁、隆回6县。翌年7月，邵阳市升格为专辖市。
1952年，境内分置新邵、邵东、洞口3县，并划益阳专区湘乡、双峰、涟源3县隶邵阳专区，共辖12县1市。
1955年4月，邵阳区行政专员公署更名为邵阳专员公署。
1956年11月，撤销城步县，设置城步苗族自治县。
1958年增领绥宁县，邵阳专区共辖14个县（市）：邵阳市和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武冈、城步、新宁、绥宁、新化、涟源、双峰、湘县。
1965年，湘乡县划隶湘潭专区。
1968年2月，邵阳专区改称邵阳地区。
1977年，邵阳地区一分为三：7月28日，邵阳市升格为省辖市，仍由邵阳地区代管；10月，分置涟源地区（今娄底地区），邵阳地区仅辖邵阳、隆回、洞口、武冈、绥宁、城步、新宁7县。
1980年元月，邵阳市由省直隶，辖东、西、桥头和郊区4区。
1983年又增领邵东、新邵、洞口、隆回、绥宁、城步、武冈、新宁、邵阳9县和东、西、桥头、郊区4区。
198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撤销邵阳地区建制，邵阳市便成为全省范围最大的市。
1987年桥头区并入东区。
1994年3月，撤销武冈县建制，设置武冈市，武冈市由邵阳市代管。
1995年，撤区并乡建镇，全市共辖8县1市3区，包括邵东、新邵、隆回、武冈市、洞口、绥宁、新宁、城步和北塔区、大样区、双清区。全市有199个乡镇，80个乡级镇，5819个行政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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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编辑截至2012年底，邵阳市共下辖3区8县1市，其详细信息如下表所示。[2]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7071741人，截至2005年12月31日，邵阳市辖3个市辖区、7个县、1个自治县，代管1个县级市；全市共有18个街道、94个镇、81个乡、21个民族乡。[3]邵阳市行政区划列表
行政区 | 面积（km2） | 人口（万） | 邮编 | 驻地 | 行政代码 | 街道 | 镇 | 乡 |
137 | 27 | 422001 | 汽车站街道 | 430502 | 4 | |||
215 | 31 | 422000 | 城南乡 | 430503 | 2 | 4 | ||
84 | 8 | 422007 | 状元洲街道 | 430511 | 2 | 3 | ||
1776 | 124 | 422800 | 两市镇 | 430521 | 17 | 9 | ||
1763 | 76 | 422900 | 酿溪镇 | 430522 | 11 | 4 | ||
1997 | 99 | 422100 | 塘渡口镇 | 430523 | 12 | 10 | ||
2871 | 113 | 422200 | 桃洪镇 | 430524 | 6 | 14 | 12（2） | |
2184 | 81 | 422300 | 洞口镇 | 430525 | 6 | 10 | 12（3） | |
2899 | 36 | 422600 | 长铺镇 | 430527 | 2 | 6 | 19（14） | |
2751 | 60 | 422700 | 金石镇 | 430528 | 4 | 9 | 9（2） | |
2620 | 26 | 422500 | 儒林镇 | 430529 | 6 | 5 | ||
1532 | 78 | 422400 | 迎春亭街道 | 430581 | 8 | 9 | ||
合计 | 20829 | 759 | 422000 | 大祥区 | 430500 | 18 | 97 | 100（21） |
1．面积人口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7年末户籍人口。
2．行政区划合计数据：根据“湖南省民政厅网站”，截止2009年底；“乡”一栏统计包含民族乡，括号()里为民族乡统计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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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编辑地形地貌邵阳市属江南丘陵大地形区。地形地势的基本特点是：地形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平地、平原各类地貌兼有，以丘陵、山地为主，山地和丘陵约占全市面积的三分之二，大体是“七分山地两分田，一分水、路和庄园”，东南、西南、西北三面环山，南岭山脉最西端之越城岭绵亘南境，雪峰山脉耸峙西、北，中、东部为衡邵丘陵盆地，顺势向中、东部倾斜，呈向东北敞口的筲箕形。邵阳市为江南丘陵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西部雪峰山脉、系云贵高原的东缘，东、中部为衡邵丘陵盆地的西域。市境北、西、南面高山环绕，中、东部丘陵起伏，平原镶嵌其中，呈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的盆地地貌。根据地形的差异，大致可分成四大地形区。[5]
气候特征邵阳市地处亚热带，属典型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热充足，雨水充沛，雨热同季，全市年平均气温16.1－17.1℃，市境内全年日照时数为1350－1670小时。[6]
4资源编辑矿产资源截止2011年10月邵阳市已发现矿产资源74种，涉及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非金属和水气矿产等六大类，占全省已发现矿种的61.67%，矿种结构合理。煤、锰、铅、锌、锑、金、石膏、硫铁矿、滑石等是邵阳市的优势矿产资源，其中滑石保有资源储量居全省第一，硫铁矿、石膏居全省第二，锰、锌居全省第三位，保有矿产资源储量潜在经济价值达3128.24亿元。[7]
电力资源截止2011年10月邵阳境内有资江、沅江两大水系，年径流量180多亿立方米，水能储藏量157.78万千瓦，可开放装机容量98.17万千瓦，已开发72万千瓦。根据中南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的湖南省风能资源勘测报告统计数据，邵阳共有可开发风电场28处，总装机容量175万千瓦，已投产发电装机容量4.95万千瓦，已开工在建风电项目3个，装机容量共计15万千瓦。邵阳有火力发电厂3座，发电装机容量共计140万千瓦。电网建设飞速发展，拥有500KV线路5条，线长550公里，220KV公用线路12条，线长495公里，110KV公用线路59条，线长996.4公里。全市已形成一个以500KV电网为依托，各县市建有220KV变电站的坚强电网。[8]
农林资源截止2011年10月邵阳土地总面积3121.95万亩，其中山地、丘陵、岗地面积2719.25万亩，占87.1%。农副产品种类达1万余种，拥有雪峰蜜橘、崀山脐橙、金银花、龙牙百合、湘玉竹、黄花菜、绞股蓝、武冈铜鹅等8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邵阳有耕地594.7万亩，其中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定面积50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4 %。邵阳已初步建成粮油、果蔬茶、中药材、烤烟、牲猪、奶牛、林竹等七大农业骨干产业，全市粮食年播种面积883.75万亩，杂交水稻制种面积15万亩，油料播种面积152.97万亩，柑桔80万亩，时鲜水果40万亩，茶叶9.3万亩，高山反季、宝庆三辣、黄花菜、食用菌等特色蔬菜面积70万亩，中药材51万亩，烤烟8万亩。
邵阳是湖南省四大重点林区市之一，林地面积195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57.55%，森林蓄积量达6063万立方米。境内有高等植物245科、792属、2826种，其中用材树种210种，经济树种432种，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树种60种，其中银杉被誉为“植物熊猫”。全市林业综合指标居全省第2位，辖区内绥宁县被誉为“三湘林业第一县”，隆回县被誉为“中国金银花之乡”，邵阳县被誉为“中国茶油之都”。
邵阳有草山草场600多万亩，集中连片一万亩以上的草场58处197万亩，可养水面24.4亿立方米，全市有野生脊椎动物和饲养畜禽419种，已经建成畜牧小区200多个，牲猪年出栏量超过1000万头。[8]
5人口民族编辑人口邵阳历史悠久，已发现的古人类聚落遗址出土文物表明，境内先民的活动屯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至唐代，邵州出现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唐贞观十三年（639），邵州所辖邵阳、武冈两县只有2856户、13583人，至天宝元年（742），邵州人口发展到17073户、71644人。100余年间，人口增加4.27倍。宋崇宁元年（1102），邵州辖邵阳、新化、武冈3县共98861户、21.816万人。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宝庆路（辖邵阳、新化县）、武冈路（辖武冈、新宁、绥宁县）共14.9516户、48.2968万人。自明中叶至清初，人口流向是“湖广镇四川”，宝庆府居民大量迁往四川等地。明万历六年（1578），宝庆府辖邵阳、新化、武冈、新宁、城步5州县，降为20638户，22.1207万人。
清代，朝廷奖励垦荒，并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法令，民间隐蔽人口减少；加之明末清初红薯传入境内，人们饥饿状况有所改变，宝庆人口出现第二次增长高峰。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至清末民初，增内邵阳、武冈、绥宁、城步、新宁5县，人口从143.87万人增加为271.91万人，近100年时间，人口差不多翻了一番。
中华民国38年间，因战争、灾祸、瘟疫不断，人口有减有增。民国30年（1941），境内邵阳、武冈、城步、新宁、绥宁5县人口为262.31万人。至1949年，增至322.98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文化、卫生不断发展，邵阳人口增长出现第三次高峰。1960年，境内人口发展到371.05万人。1972年突破500万，为506.91万人。1983年突破600万，达605.38万人。1995年，全市人口达到700.9万人。1999年，全市人口达到711.04万人。
1990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邵阳市总人口为678.68万人，居全省14个地、州、市之首位。[9]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邵阳市全市常住人口为7071741人，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1950605户，家庭户人口为6913913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54人；男性人口为3671023人女性人口为3400718人。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512664人；15-64岁人口为4862468人；65岁及以上人口为696609人。[10]
2013全市年末总人口805.94万人，比上年增加3.54万人，其中男性人口422.63万人，女性人口383.31万人，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分别为306.58万人和499.38万人，城镇化水平为38.04%，比上年提高1.98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口83.01万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3%。全市常住人口720.04万人。年内出生人口11.84万人，出生率12.44‰，死亡人口5.5万人，死亡率6.15‰，自然增长率6.29‰。[11]
民族邵阳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占94.06%，除汉族外，有39个少数民族，人口达39.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94%。
邵阳的苗、瑶、回、侗4个少数民族，人口均在万人以上。其中苗族有30.6825万人，瑶族31665人；回族29126人，侗族22203人。其他35个少数民族，人口在500人以上的有土家族、壮族、仫佬族；100人以上的有满族、布依族、拉祜族、黎族、彝族、白族；10以上的佤族、哈尼族、傣族、水族、高山族、蒙古族、藏族、布郎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僳僳族；1人以上的有毛南族、仡佬族、畲族、普米族、基诺族、景颇族、撒拉族、保安族、哈萨克族、纳西族、锡伯族、阿昌族、怒族、京族、俄罗斯族。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城步、新宁、绥宁、武冈市、洞口、隆回等县，建国后，邵阳市在党的民族区域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成立了一个民族自治县一城步苗族自治县，全市共有25个民族乡，其中苗族乡8个，瑶族乡7个，侗族乡2个，回族乡1人，苗族侗族乡4个，侗族苗族乡2个，苗族瑶族乡1个。[9]
6经济发展编辑总况2013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130.04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254.89亿元，增长2.8%，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439.5亿元，增长11.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435.65亿元，增长12.8%。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GDP15727元，比上年增长9.5%。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24.4：38.7：36.9调整为22.5：38.9：38.6，三产业比重提升了1.7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733.68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占GDP的比重为64.9%。[11]
商业发展邵阳城区自古为湘中及湘西南的传统商埠。鸦片战争前，境内盛产的土纸等手工业品和玉兰片、龙牙百合、苡米、茶叶等土特产品，多在此集散，粮食交易亦较活跃。鸦片战争后，洋货渐次输入。
宣统年间，富商左秉刚始建商务局，商业行帮堂会均成其基层组织。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于宝庆县城，商界损失较大。
民国13年又洪灾为患，沿河商铺倒塌甚多，加之土钢、土靛被洋钢、洋靛取代，市场衰落，商业不振。
抗战后期，因邵阳地处湘黔公路动脉，西南各省的土产输出，洋货输入，及其迫切必需的轻纺产品，均以邵阳为转口点，成为内外物资的重要转运枢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人们重货轻币，境内商业一蹶难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迅速建立工商管理机构，加强工商业及市场管理．打击投机活动，组织人员调进大批粮食、棉纱、食盐等基本生活资料，投入市场，遏制通货膨胀，平抑物价。
1950年3月起，相继成立邵阳专区贸易公司，专、市、县供销合作社等国营、集体商业机构，组织调拨商品，供应城乡居民。并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发展集市贸易。
1953年后，国家先后实行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商品的统购统销，政府组织私营商业在合并联营的基础上，实行联购分销，为国营经销、代销、代批。同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改造基本完成，形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统一市场。
1957年，境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 24亿元，比1952年增加86%。
1958年“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境内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体制高度集中，统包统分，独家经营，流通渠道单一，商业网点几经缩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政府改革流通体制，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逐渐打破，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商业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多元化的商品流通格局逐渐形成。在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积极扶持集体和个体私营商业，并允许批零兼营，深购远销。同时积极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发展专业市场，商业网点成倍增长，个体私营商业异军突起，市场建设方兴未艾。[12]
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8.5亿元。[13]
2013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31.87亿元，比上年增长14.0%。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374.14亿元，增长14.3%，其中城区130.2亿元，增长14.5%，乡村实现零售额57.73亿元，增长11.9%。批发零售贸易业实现零售额379.87亿元，增长14.3%，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51.99亿元，增长11.9%。[11]
农业发展境内以山丘区为主的多样化地貌，农、林、牧、副、渔自然布局层次明显，具有发展立体农业的良好条件。秦汉之际，中原农业技术即传入境内。晋代始产茶叶，在今城步山区出现最早的人工营造的杉木林。唐宋时期，境内粮食生产发展到“稻粟再熟”，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清初，朝廷重农垦荒。民国建立后，由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地处衡邵干旱走廊灾荒肆虐，加上战火绵延的影响，境内农业耕作粗放，技术落后，产量低下，发展缓慢。
194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62. 83万吨，农业总产值3.92亿元；人均产粮203公斤，人均产值仅126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迅速组织境内农民在征粮支前、剿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重大社会变革，生产力获得解放，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2年，境内开始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1953年始种双季稻。
1956年，95. 6%的农户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长达100余天的夏秋连旱，扩大秋冬种作物，开展多种经营，自力更生度过灾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抗御自然灾害，发展生产上显示明显的优越性。
1958年秋，境内所有高级社并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严重脱离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加上当时盛行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和“共产风”，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60年代初，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人民公社化”时期“左”的错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境内农村经济逐渐复苏。
60年代至70年代，境内粮食生产自单季稻改双季稻后，又通过高杆改矮杆、常规稻改杂交稻等变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邵阳地、市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调整农村生产关系，逐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发生巨大变化。
1981年全面推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山林、水面、畜牧养殖、乡镇企业及水利管理、植保等承包责任制也相继出台。
1983年，通过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进行以发展商品生产为中心的农村第二步改革，并在稳定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完善集体经济的双层经营，发展多样化的专业性经济联合。
1990年，逐步实现由自给半自给性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的、单一的粮猪型经济向现代的、多层次的综合经营型经济转化，立体农业开发初具规模。[14]
2011年完成农林牧渔增加值达到217.6亿元，增长3.7 %。粮食播种面积795.6万亩，总产310.8万吨，连续八年增产丰收。袁隆平院士的超级杂交水稻在隆回试验，创造了亩产926.6公斤的记录。桔橙、果蔬、烟叶、药材和生猪、肉牛、山羊、水产等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有较大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4017家，其中规模企业312家，新增16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到1510个。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产品达到248个。造林27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7.6%。[13]
2013年全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64.12亿元，比上年增长2.8%（可比价）。种植业完成产值204.44亿元，增长2.3%，粮食产量达到311.97万吨，比上年下降2.1%，油料总产量15.37万吨，增长14.4%，烟叶产量1.49万吨，增长12.0%，水果总产量75.11万吨，增长8.8%。畜牧业完成产值128.06亿元，增长2.9%，年内出栏生猪955.98万头，增长0.3%，肉类总产量78.42万吨，增长2.7%，禽蛋产量1.81万吨，增长3.2%，牛奶产量4.28万吨，增长6.0%。林业完成产值15.63亿元，增长6.6%。渔业完成产值10.67亿元，增长5.7%，水产品总产量10.25万吨，增长5.8%。[11]
工业发展西汉时，境内即有冶炼铜、铁，烧制陶器、砖瓦等产业。唐代，出现淘金、采银的工场。南宋时期，造纸业、刻书业已有一定规模。清代，宝庆府城雕板刻书业较为兴隆。民国初期，境内手工业继续发展。民国14年（1925），宝庆县城左氏管弦室雕刻的翻簧竹刻荷叶花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银质奖章。
民国15年，刘重威倡议集股兴办的宝庆光明电灯有限公司建成投产，为境内第一家官商合办的工业企业，标志着邵阳现代工业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洋货充斥市场，个体手工业纷纷破产，私营工业也处于萧条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一建立，就着手恢复生产，先后将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和9个煤矿收归国有，组建国营资江工矿公司，发展生产，并积极扶助与改造私营企业和个体手工业。
1957年，境内工业企业有645家，工业总产值达8114万元。
1958 年开展“大跃进”运动，根据“以钢铁为中心，迅速发展工业”的精神，大办钢铁，大办工业。
1965年秋起，境内被国家定为“三线”建设地区，先后有17家大中型企业和两个工业研究所定点邵阳。此期间，尽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境内现代工业规模初步形成，工业生产在动乱中仍有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内工业步入稳步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给工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此时期，一方面对原有工业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挖潜革新；一方面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发展工业经济。
1990年，实现由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经济向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的转变。[15]
2011年工业增加值达到294.1亿元，比2010年增长22%。[13]
2013年，全部工业完成总产值1741.98亿元，增长19.1%（现价），其中规模工业（年销售收入过2000万元）完成产值1469.72亿元，增长19.7%。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414.67亿元，增长12.4%，其中国有企业实现增加值14.07亿元，增长3.5%，股份制企业286.77亿元，增长14%，外商及港澳台企业15.17亿元，增长11.0%；大中型企业141.14亿元，增长8.7%；轻工业169.52亿元，增长12.9%，重工业245.16亿元，增长12.0%；非公有制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367.9亿元，增长12.9%；省级重点园区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162.86亿元，增长12.3%。[11]
7居民生活编辑201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7元，增长10%，人均消费支出10812.55元，其中食品支出4132.05元，恩格尔系数为38.2%，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206.18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33元，增长12.5%，其中工资性收入3340.84元，家庭经营纯收入1801元，人均消费支出4636.5元，恩格尔系数30.6%。[11]
8社会保障编辑2013年末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人数47.55万人，其中在职职工32.28万人。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26.57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1.49万人，增加0.07万人。参加医疗保险职工人数52.4万人，其中在职职工34.45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万人。参加生育保险职工人数为33.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8万人。[11]
9科教文卫编辑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楚文化便流传境内，并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融合原有的土著文化，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和光彩。[16]
1044年（北宋庆历四年），邵州州学始创于州治之左，以后各县县学相继创办，兴儒重教，弦歌相继，世代传承。[16]
1313年（元皇庆二年），苗酋杨再成捐资创办城步儒林书院，为境内书院之始，后有宝庆濂溪书院等相继兴办，“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书香绵延，文明演进，既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也催化、弘扬了地方文化。至清代，境内文人雅士的创作方兴未艾，民间艺术亦大放异彩。清初车万育的《声律启蒙》，是家喻户晓的声律学启蒙教材，风行全国。乾隆年间，邵阳西乡滩头的木刻年画进入全盛时期，《老鼠嫁女》、《和气致祥》、《年年发财》等作品流布川、黔、滇、桂10余省，并远销东南亚各国。魏源既是晚清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代诗雄，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共领风骚。著名方志学家、近代舆地学家邹汉勋，诗宗汉魏，与魏源和道州何绍基被誉为“湘中三杰”。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邑人视界渐开。不仅邓辅纶、邓绎等文人，敢于正视外患内忧的现实，其诗作充满忧时忧国的深情；湖湘文化崇尚实学、经世致用的先进思想，在教育界亦得到弘扬。[16]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武冈鳌山等3所书院转重实学；在邵阳县城创办的滕氏女塾，则为新式学堂之雏型。此后，境内一些义学、书院渐次改为小学堂，并应时创办宝庆府中学堂，新式学堂逐步取代旧式儒学教育，延续千余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乃告结束。
中华民国初年，境内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贴近时政，从学校教育扩展到社会民众教育。“五四”运动后，境内书肆开始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书籍，文明戏、自由体诗和白话小说、散文相继兴起，促使邵阳现代文化汇入宣传反帝、反封建和民主革命的大潮。[16]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湖南省工委创办的《观察日报》等一批进步报纸和学校迁邵，吕振羽、王西彦、艾青、张天翼、蒋牧良等文化名人都在境内从事抗战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由《观察日报》、《力报》、《真报》等报纸掀起的抗战文学热潮，既起到唤醒民众的作用，也造就一批文艺、新闻人才。此期间的教育事业亦有发展，实行按乡、保设学的制度，即乡设中心小学，保设国民小学。[16]
至1941年（民国30年），境内乡国民中心小学达156所，保国民小学达1709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48%。以后由于日军犯境及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境内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社会文化团体和设施，或因战乱停业，或为战火所毁，学校教育亦未恢复到战前水平。据民国37年邵阳、武冈、新宁、城步和新化、绥宁6县统计，在336万总人口中，青壮年文盲为121万，占人口总数的36%，占青壮年人口数的82%。[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文化、教育及科技、卫生、体育、新闻、广播等社会事业均有长足的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接管和改造原有学校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办学规模，广泛劝导鼓励工农子弟入学，同时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蓬勃发展。传统文化艺术得到发扬，戏剧、电影、图书等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剧院、影院、文化宫、文化馆、图书馆、俱乐部等各项文化设施的建设呈现齐头并进之势。《打鸟》、《昭君出塞》等花鼓戏、祁剧的优秀传统剧目得到挖掘和整理，推陈出新。李岸、谢璞和陈白一等一批作家、艺术家，以其具浓郁乡土气息的创作登上文坛艺苑。广播事业的从无到有，多种报刊的普遍发行，日渐丰富、活跃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网络逐步形成，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开展，一些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地方病、传染病得到控制或消灭，极大地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16]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左”的伤害，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内各级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建设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在此期间，已完成普及初等教育的历史任务．改革了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技术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同时调整高等教育布局，以普通教育为重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文化事业重放异彩，文艺界的老作家焕发青春，新作者脱颖而出，文学社团和创作群体相继涌现，创作日渐繁荣，每年都有新著出版。山歌剧《相亲亭》、摄影作品《大地》、《山花》等荣获国家级或国际奖励。艺术教育和研究得到发展，成果丰硕。电视、音像事业兴起并较快普及城乡。《邵阳日报》、《新花》、《中小学音乐报》等一批报刊杂志，异彩纷呈，发行遍及城乡。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得到推广运用，共有778项成果获得市级奖励，146 项获得省级奖励，32项获得国家奖励。一大批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设施的兴建，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创造了条件。[16]
1990年，全市建有高等院校3所，中等专业学校8所，技工学校9所，农村职业中学59所，普通中学669所，普通小学4692所。在校大学生有3719人，在校中学生29.26万人，小学生81.96万人。有科研机构97个，其中全民所有制57个，企业自办20个。各类科技人员共94106人。文化艺术事业机构290个，有电视台1座、广播电台1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3座；体育馆2个，体育场10处。医疗卫生机构923个，其中医院461所，病床12126张。[16]
2011年义务教育阶段三率全部达标。大中专院校建设获得新发展，邵阳学院申硕成功。完成学校建设项目712个，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市区祥凤学校即将竣工。科技创新步伐加快。产学研结合日益紧密，130多家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3家企业纳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67个项目列入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专利授权550件，“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通过国家验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230亿元，增长33%。“三馆一站”免费开放正式启动。乡镇文化站101个建设项目全部完成。农家书屋达到3935个，覆盖全市行政村的71%。城步吊龙、武冈丝弦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市场整治力度加大，文化监管工作被评为全国先进。全市广播和电视混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78.2%和92.2%。全市文化产业收入达到26亿多元，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造了一批县乡医院，药物制度全面覆盖。重大疫病防控工作开展，开办新农合"普惠安全"工程和"双十"等便民惠民行动。[13]
2013年全市3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0.81万人，比上年增长5.2%，在校生2.71万人，毕业生0.83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2.34万人，下降4.5%，在校生6.71万人，毕业生2.48万人。普通高中招生4.11万人，下降1.9%，在校生11.56万人，毕业生3.37万人。初中和小学共招生20.88万人，下降3.8%，在校生88.12万人，毕业生17.67万人。特殊教育招生 0.06万人，在校生0.23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19.2万人，增长9.2%。各类民办学校60所，在校学生7.15万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毕业生升学率均达到100%。[11]
10文化艺术编辑道教发展
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成立过邵阳县道教协会。1949年，境内拥有道教宫观257处，道教徒1369人。50年代后，有的宫观被拆毁，有的被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占用，有的变为居民用房。道教徒或在土改中回家分田务农，或进厂做工，或摆摊行商和从事其他职业，讲究修炼的道教徒相继去世。由于没有道教宫观，全真派道士也变为散居道士，流散社会，自传信徒，分散行教，为人办丧事做道场，维持生计。1988年，邵阳市成立道教协会筹备小组。
2006年1月10日，洞口县率先成立县道教协会。2006年5月8日，邵阳市道教协会成立。2010年7月26日，隆回县成立道教协会。2012年7月23日，绥宁县成立道教协会。截止于2012年年底，邵阳市共有道教场所70处，其中宫观17处，固定处所53处，已经认定备案的道士218名。[17]
湖南祁剧
邵阳流传最广的地方戏剧为祁剧。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深受祁剧影响。祁剧是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之一，它又称祁阳班子，民国初年称“祁阳戏”，清末又名“楚南戏”，因形成于祁阳而得名。祁剧广泛流行于湖南省的祁阳、衡阳、邵阳、永州、郴州、怀化等地区，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州、桂林、平乐、柳州和赣南、粤北、闽西一带。祁剧兼有高腔、昆腔、弹腔3种声腔，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形成永河、宝河两大流派，其舞台语言均统一使用祁阳话。[18]
邵阳花鼓戏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邵阳花鼓戏[19]
邵阳花鼓戏旧称“花鼓”。湖南民间小戏剧种，兴起于旧时邵阳县境，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称为邵阳花鼓戏。主要流行于邵阳市和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新化等县市，以祁剧宝河派戏白结合邵阳地方语言为舞台语言。20世纪50年代命名为“邵阳花鼓戏”。邵阳花鼓戏的音乐源于当地山歌小曲，在发展过程中曾受祁剧音乐、宗教音乐和说唱音乐的影响，演出风格诙谐、活泼、明快清丽。[20]
宝庆竹刻
宝庆竹刻是从实用竹器工艺中脱胎出来的一种集观赏、实用于一体的民间工艺。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宝庆属西高东低半山区半丘陵地貌，盛产楠竹，自古竹器制作业十分发达，是中国竹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21]
滩头年画
滩头年画是湖南省唯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产地在邵阳隆回滩头镇。从明末清初到民国初年，滩头年画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术风格：艳丽、润泽的色彩，古拙、夸张、饱满、个性化的造型方法，纯正的乡土材料和独到的工艺，使作品具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滩头年画从造纸原料的选择、纸张的制造、刷底，到刻版、七次印刷、七次手绘，一张年画的生产需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从手工造纸到年画成品都在一个地方生产，在全国年画制作中极为鲜见。
老鼠娶亲[22]
隆回县民间美术以滩头年画为主。隆回滩头年画形成于唐朝李世民时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最后一代传人高腊梅创作了29个年画版本，其中有一版本《老鼠娶亲》。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专门描述了滩头年画《老鼠娶亲》，并将该画视为珍品收藏，此画大英博物馆亦有收藏。1994年，在文化部举办的“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展览”中，滩头年画荣获银奖。后因滩头年画销售不景气，尚存的老艺人不多，年轻人又不愿学，到了濒临失传的边缘。2002年，县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呼吁抢救滩头年画，引起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滩头年画被列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第一批项目。2003年，滩头年画在北京获得中国传统工艺品金奖，2006年6月，滩头年画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3]
滩头年画是湖南唯一传统木板手工印年画，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滩头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现代民间年画之乡”。[24]
11政治编辑2013年现任领导
职务 姓名
邵阳市委书记 郭光文
市长 龚文密（兼任邵阳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
副市长 胡颖、李晓葵（兼任市公安局局长）、陈优秀、陈恢清、李万 千、周国利（兼邵阳市委常委）、周符波（兼邵阳市委常委）
政协邵阳市委员会主席 周吉平
邵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丽莎[25]
12交通编辑明清之际，宝庆府城依资江黄金水道和数条驿道而成为水陆要冲，湘中重镇；
民国时期，湘黔公路干线贯穿境内，邵阳县城成为东南与西南商品物资转运枢纽。
建国后，娄邵铁路连接湘黔铁路干线，经娄底、株洲、长沙而达全国各地。怀邵衡铁路途经怀化、邵阳、衡阳，将进一步完善我省铁路路网布局，扩大路网覆盖范围，对推进武陵山区扶贫攻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公路有320国道横贯东西，207国道纵连南北，省道、县道、乡道及专用公路在境内经纬交织，通车里程达5839公里。
高速公路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一五”以来，邵阳市全力“建设大交通、推进新崛起”，构建2小时交通圈。利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机遇，积极争取项目，高速公路建设实现高速发展。潭邵高速以及穿越雪峰山的邵怀高速相继建成通车。建成通车的有邵衡、邵永、安邵、邵怀、包茂、二广、娄新、在建的有洞新、武冈至城步高速公路。短短数年间，邵阳市构建了从市区辐射全市、以高速公路为主通道、国道省道干线为主骨架、农村公路为支脉的公路交通网络，2008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交通枢纽城市”[26]。交通建设的突飞猛进，市域经济发展因交通条件改善而明显提速，GDP和财政收入摆脱多年低迷状态，增幅连续5年达到两位数。
沪昆高速铁路途经邵阳市，在我市新邵县坪上镇设站。[27]
13旅游编辑新邵白水洞
白水洞风景名胜区位于湘中新邵县境内，核心景区在严塘镇白水村。
新邵白水洞[28]
风景区景点有480多处，一级景点30处，省、市重点保护文物8处。自然景观有“高峡平湖”、“流泉飞瀑”、 “地下溶洞群”、 “一线天”、“洞天门”、 “白龙洞”等。人文景观有寺院、宗祠、 牌坊、古墓葬、名人故居等，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太平天国古战场遗址、抗日战争遗址和李臣典、刘策成、廖耀湘、李文、李公望等名人故居。[28]
城步南山
城步南山[29]
城步南山牧场位于城步县城西南80千米处，景区位于雪峰山脉南段，绵延80余里，人称八十里大南山。她得天独厚，平均海拔1760 米，象一块碧绿的翡翠，嵌镶在湘桂边陲的崇山峻岭之上。上有48坪，48溪，坪坪芳草茵茵，溪溪清流涓涓。[29]
隆回花瑶
隆回花瑶[30]
崇木凼村位于虎形山瑶族乡，村寨内有成片的千年古树林和上百座瑶族民居木楼群，其中最古老的一座是沈姓迁居此处第二代先祖的住房，为四扇三间，每扇只三柱落地，面积约100平方米，历经 200余年风雨，仍保存完好。古寨到处古木参天，怪石嶙峋，群峦叠嶂，沟壑幽深，云雾缭绕。有古树群、将军印、狐仙迎客、金龟下蛋、土匪窝、木鱼石、天眼石等数十处景点。[30]
绥宁黄桑
黄桑自然保护区位于绥宁县西南部，南北长25公里，东西最大宽度19.5公里，有森林面积25.5万亩，其中原始次生林23.5万亩。黄桑风景区，可游览的有大门洞水库、曲幽谷、六鹅洞瀑布、九溪冲、鸳鸯岛、上堡古国、铁杉林、牛坡头等。铝药材有灵芝、天麻、党参、岩耳等。属于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就有十多种。有被称为“百兽之王”的华南虎，有能产比黄金还贵重的麝香；有“鹰咀龟”，有红腹锦鸡等罕见的珍禽。[31]
武冈云山
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云山位于武冈市城南5公里处，以云多奇幻而得名。最高峰海拔1372.5米，是山岳型自然风景区。
胜力寺：邵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湖南省武冈市城南云山风景名胜区内，是湘西南著名的宗教文化活动场所和游览胜地。建于三国吴国时，初名“制止寺”，唐代改名为“胜力寺”。
武冈城墙：武冈城墙在宋代开始营建，当时的城墙是土夯的，全长约9公里。明朝洪武四
年（1371年），江阴侯吴良平定了一场叛乱之后主修武冈内城墙，用方形青石垒筑，长774丈，高2丈，顶阔8尺——东西南北各建了城门，这是与别处的城墙的最大区别。到清代，城墙又扩长加固，三城北 高南低，似巨环相连，全长达1870丈，也就是12里多长，城垣均为方条形青石砌筑，上竖箭楼760间，建城楼13座，大小炮台54座。保存完整的四座城门，分别叫济川门、迎恩门、清渠门和庆成门。（武冈云山图册参考资料[32]）
法相岩景区：法相岩——位于市区东部，法相岩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洞奇石异，曲径通幽。地上古树参天，绿荫如盖，地下八洞相连，洞中有洞，洞壑幽深。境内自然景观有天柱石、云根石、擎天一柱、龙宫、五蛇出洞、千丘田、珍珠塔、金龟觅食、岩山飞瀑、玉女妆台等著名景点；人文景观有《金刚经》 和碧玉簪等历代文人仕宦的摩崖石刻七十余处，有抗战时期黄埔军校二分校的地下军火库、印刷所。
中山堂：建于1943年7月，是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建的。位于省重点中学武冈二中校园内，也就是在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武冈分校）的旧址上，旁边是法相岩公园。
浪石古民居：位于双牌乡浪石村境内。明洪武四年（1371年），一个在朝廷当官的叫王祖清的人，因农民起义而逃出京城隐居下来。从明永乐年间开始，王祖清和他的子孙们在这里修建房舍。[32]
新宁崀山
崀山旅游风景区位于新宁县城南10余公里处，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已开发的景点60处。
景区有3座天生桥；有10处一线天；有10个各具特色的溶洞；有8条溪河纵贯全境；有20余条壮观的峡谷；有许多的奇花异草，走兽飞禽。撮其大要来说，在这100余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内，分紫霞峒、骆驼峰、八角寨、下半山和扶夷江5大景区。（湖南新宁崀山自然风光图册参考资料[33]）
紫霞峒景区。该区包括玉泉寺、万景槽、神仙洞、红瓦山等11处景点。玉泉寺原为湘西南佛教圣地，寺旁有该寺第一代禅师古墓；神仙洞在牛鼻寨狭谷中，深约200米；红瓦山悬崖绝壁长达700米，高百米。
骆驼峰景区。该区包括一线天、幽魂洞、蜡烛峰等13处景点。
八角寨景区。该区的主峰是云台山，与广西毗连。八座峥嵘的山峰高耸入云，俗称八个龙头。主峰为云台峰，名云台山。登上云台山观景处，放目远眺，西北青山拱黛，西南群山逶迤，起伏，酷似一群巨鲸，飞腾嬉戏，有鲸鱼闹海之称。东北面却象一群古朴的城堡和转墙院落，绿水如带的扶夷江贯穿东西。
下半山景区。该区胜境有仙从桥等5处景点。
扶夷江景区。该区有将军石、美女梳头等七处景点。[34]
隆回魏源故居
魏源故居坐落在隆回县司门前镇学堂弯村之沙洲上。
是一座两正两横的木结构四合院，院前有木结构槽门，四周用干打垒土墙围绕，形成一个独立的院落。其始建年代约为清乾隆初年。两栋正房和左厢房均为平房，单檐悬山顶，盖小青瓦。正房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左厢房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右厢房为二层楼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底层五间全为谷仓，两端为楼梯间；二楼为读书楼，正中三间为讲堂，两梢间为书房，魏源就是在这栋楼上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14著名人物编辑李自健李自健，
李自健
中国旅美著名油画家，美国油画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包括《山妹》、《孕》、《乡土系列》、《红花被系列》、《流浪人系列》、《母女系列》、《西藏系列》、《台湾乡土旧情系列》、《南亚风情系列》以及大型历史画《1937？南京大屠杀》等自选创作一百余幅。[35]
魏源魏源，
魏源
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著作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36]
贺绿汀贺绿汀原
贺绿汀
名贺楷，当代著名音乐家、教育家。著作已编辑出版的有《贺绿汀独唱歌曲集》、《贺绿汀歌曲选》、《贺绿汀合唱曲集》、《贺绿汀钢琴曲集》、《管弦乐六首》、《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一、二）、《贺绿汀作品精选》（音带二盒）。[37]
马少侨马少侨曾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诗词协会副会长，邵阳诗词协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其学术成果专著有《邵阳历史钩沉》、《楚辞新证》。诗词专集有《马少侨诗词选》和《马少侨诗词续选》。[38]
魏光焘魏光焘，
魏光焘
晚清政治、军事、外交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曾任新疆省布政使，新疆巡抚、云贵总督、陕甘总督，后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总理各国事物大臣。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继刘坤一、张之洞之后，实施筹建三江师范学堂，为开启近代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著有《慎微堂诗稿》、《文稿》、《新疆志略十四年》等，未梓，均毁于兵。有自传体《湖山老人述略》1卷，载民国《邵阳魏氏族谱》卷首。[39]
蔡锷蔡锷，
蔡锷
原名艮寅，字松坡，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爱国将领。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元勋。曾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40]
袁也烈袁也烈，
袁也烈
原名炎烈，字树成，号映吾。曾任国家水产部副部长、中共海军党委常委、海军党的监委副书记、海军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在黄埔军校中锻炼成长》、《八一的枪声》（收录于星火燎原普及本之八一的枪声）、《回忆八一南昌起义》、《龙州起义与俞作豫烈士》、《苦战七千里》、《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第六年战斗总结》、《我的历史传略》等。[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