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迁笔下李斯之漫谈

莫斯科

读司马迁笔下李斯之漫谈
（1）关于《史记》   

　　提起司马迁，便不能不谈冠之为“前四史之首”的《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该书“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内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及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计526500百余字。“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史承三千余载，可谓网罗百代，贯通古今，令后世之史志学家高山仰止。   

　　《史记》成书后，因“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而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所以一直到东汉中期才得以传播流行。其后，至汉晋时期，对《史记》的评价渐有褒颂。或称之“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或称之“迁文直而事核”“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及至唐代，《史记》倍受韩愈、柳宗元极力推崇，宋元之后，《史记》之声望更是与日俱增，出现了各种相关注释和评价的书籍。尤其到了近代和现代，人们对《史记》一书的加冕，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作者本人，也被尊之为“史迁”、“史圣”和“历史之父”。   

　　应当承认，对《史记》的诸多评价，最为中肯的莫过于鲁迅先生。然而随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何为“无韵之离骚”？很显然，指的是《史记》浓郁的文学色彩。连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也称《史记》“光芒万丈长”，其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事实上，我们今天耳目能熟的史记篇章，都是该书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也无一例外的属于文学色彩极浓的“人物”系列。浓到不仅可以当散文读，甚至可以做为小说、剧本的范本来读。众所周知，“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作为《史记》的核心，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偏重于文学旨要，自然会融入虚构成分，对后世散文、小说、戏剧、传记等，固然是种了不起的贡献，但对后世史学家探究、核实、还原历史真相，无疑是一个致命的误区。研究先秦人物，人们首先会以《史记》为准，无论有多少文学的“水分”在内，也会堂而皇之的全盘照搬。故此，我情愿把《史记》当做文学作品（除十表、八书外）来读，而非严肃的纯史学。   

　　在这里，必须提到一个被司马迁严重“黑”过的人物。这个人，就在人格上饱受争议的李斯。   

　　《史记》之前，人们只知李斯“能明其画，因时推秦”。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协助秦始皇竞并六国。尔后定帝制、废分封、置郡县、明法度、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对秦统一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制订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于当时可标“新局”，对后世亦尊圭臬。影响所及，给了“历代帝王都奠定了权威性的规范。使得以后几百个帝王只能在他们想到的圈子里作小小的修改，而无力作巨大的改变（柏杨《中国人史纲》）。”就是在他逝后，人们“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尚能为李斯掬一捧同情之泪。可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这位太史公对李斯的评价却极为刻薄，谓斯“知六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直至今日，许多影视、小说、戏曲、散文等作品，无不遵循司马迁的思路，堂堂的“千古一相”，楞是活生生的丑化成一个典型的小人。港台戏说剧如是，内地所谓的历史正剧如是。   

   

　　（2）从人物开场白看司马迁的文艺手法   

　　对司马迁所塑造的人物，《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评之曰“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由此可以看出，为使笔下的人物富于栩栩如生的立体感，司马迁充分做足了两样工作。一是积极调动自己的爱憎情绪，二是全方位、多角度的释放自己的文学和文艺细胞，以个性化的语言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譬如项羽的出场，说的第一句道白是：“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第二句是：“彼可取而代也。”既交待了项之性格，同时，也为下文埋下了顺理成章的伏笔。这一叙事风格，为后世古典文学刻画人物，提供了一条颠扑不破的成功法则。如《三国演义》的关、张，《水浒传》中的李逵，《红楼梦》中的凤姐，皆仿效自《史记》一书。   

　　回过头，再看司马迁笔下的李斯。一句“李斯者，楚上蔡人也”之后，他便给李斯的人格巧妙地设置了第一幕话剧。大幕的近景，李斯不是在家勤奋攻读，击剑长歌，呈现出的完全是灰色的道具。以下文字，就是他对李斯的第一印象。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尚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老实说，看到这里，我完完全全被司马迁极具“超人”的想像力所折服。这哪里是在写史，分明是在写剧本嘛！原来如今的戏说、大话加水煮，都只不过是他老兄的翻版而已。试问，李斯年少时的一举一动，司马迁是如何获悉的。莫非李斯有写日记的习惯，抑或李斯出版过自传？如果都没有，就是司马迁曾经穿越过秦朝。至少，是他的脑子安装了穿越的。归根结底，是司马迁略“史学”而重“文学”的思路在作怪。这样一来，《史记》中的李斯是活了，而真相中的李斯却没了。   

　　总之，司马迁所写人物之开场，用的是彻头彻尾的戏剧手法，而非信史笔法。他笔下的项羽、信陵君、廉颇、蔺相如、韩信、李广等人物形象，莫不如是。尤其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云云之语，皆为虚构，寻觅真正而真实的李斯，这一段当可弃之。   

   

　　（3）《史记》中有多少对白是真的   

　　因为有了李斯在开篇中的“厕仓鼠论”作铺垫，一个虚荣、委琐，为求荣华富贵而不择手段的世之“仓鼠”，便以精彩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接着，为了将李斯的“仓鼠”嘴脸一竿子戳到底，司马迁又言之凿凿的列举了李斯的几段对白，其中最能代表李斯个性的，是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欲西入秦”与老师告别时说的几句：“……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毫无疑问，记录这些话的，荀子最有发言权。然而在荀子的文章中，却看不到这样的记载。很明显，这些话，是司马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