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晃贵州街：湘地黔管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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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凯风网湖南频道　 时间：2014年09月28日 　 作者：曹会平　阅读：271

导语

　　著名记者、杂文家、社会活动家冯英子在其回忆文章《晃县小记》里说 “这条街一半属湖南，一半属贵州，在湖南出了事，犯了法，跑到贵州那里，便可平安无事了!”冯英子说的这条街叫正街，位于湖南晃县(今新晃县)龙溪口，有500多米长，东段从大码头巷子到灶王宫大概50来米叫贵州街。贵州街在清朝和民国是贵州在湖南的“飞地”(指位居甲县腹地而行政上隶属乙县土地)，虽然在湖南省境内，但历史上却被贵州省管辖了200余年。

湖南新晃贵州街：湘地黔管200年

　　一、贵州街，从湖南“飞”到贵州的传说

　　“死尸”让贵竹湾变成了贵州湾

　　贵州街原本是湖南的地盘，怎么会属于贵州管辖呢?关于来历在龙溪口古镇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贵州街因为长了很多贵竹叫贵竹湾，现在从龙溪口古镇旁边流过的龙溪当时是从贵竹湾注入舞水的。不知道是哪一年，龙溪发大水，从上游贵州冲来一具死尸，在贵竹湾停下被捞了起来，老百姓于是向衙门报案。官府见出了命案，而且死尸是从上游贵州漂下来的不好查处，怕承担人命关天的责任，于是顺水推舟说贵竹湾是贵州湾，是贵州的地盘，跟湖南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是贵州的地盘，这起死尸案就由贵州出面来处理。这样贵竹湾就变成了贵州湾，这块地自然也就成了贵州的。随着龙溪口商业的逐渐发达，人户增多，街道延伸到贵州湾，便叫贵州街。

　　军阀强占

　　民国军阀

　　关于贵州街的来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贵州街是贵州军阀盘据晃县(今新晃县)时强占的。龙溪口地当云贵要道，又为湘黔边界的物质集散地，民国17年(1928)前，先后被贵州军阀袁祖铭、李小渊和犹国才等盘踞，他们不但任命晃县的县长，还拉夫抽兵，摊派钱粮。因此本地老人包括本地文史专家都认为由于贵州军阀看重龙溪口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而强占的贵州街。

　　二、贵州街，是从明清两朝这样“飞”过来的

　　传说归传说，推测归推测，但真正造成贵州街归贵州管辖的原因是什么呢?

　　清初贵州街由湖南管辖

　　康熙十二年《平溪卫志》地图，今天属于湖南新晃管辖的大洞坪，当时称大洞坪户，属平溪卫管辖。

　　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记载“大洞坪户，在城东北八十里”，大洞坪户包括今天湖南新晃连为一体的大洞坪、贵州街和坳背罗等地。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了“以屯养军”的屯田制，并建立了屯田的卫所。明朝在今玉屏县设平溪卫，管辖沅屯、麻屯和平屯，隶属湖广行都司(辖今湖南和湖北)。平屯“东抵沅州之晃州驿六十里”，晃州驿位置在今新晃县城的老晃城，与龙溪口相距仅两公里。从这可以看出明代平屯的军屯已经到了今天新晃县腹地。清康熙十二年《平溪卫志》记载平溪卫所辖的大洞坪户和波洲户都位于今新晃县境内，大洞坪户位于今新晃县方家屯乡大洞坪村，民国32年(1943)湘黔划界，将与大洞坪连为一片的贵州街、龙塘坪和坳背罗一起从贵州玉屏划给湖南晃县，从这可以看出贵州街地段明代就已经属平溪卫管辖，而平溪卫当时属于湖南管辖。清顺治和康熙时仍设平溪卫，仍属湖广都司管辖。

　　雍正五年平溪卫 “拨楚归黔”

　　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记载玉屏由湖南改为贵州管辖。清雍正五年(1725)平溪卫“裁卫设县，拨楚归黔，而规制始大定矣。”(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沿革》)平溪卫改为玉屏县，从此由湖南改为贵州管辖，贵州街地段也顺理成章成为贵州地盘。

　　清雍正六年(1726)湖南和贵州奉旨划清地界，双方举行会议后议定，贵州将原属于平溪卫的麻屯拨归湖南麻阳县，沅屯拨归湖南沅州，湖南将沅州之西溪六里(今湖南新晃县地域)拨归玉屏县。玉屏县令卢造到任后，将沅、麻两屯拨归给沅州和麻阳县，而沅州知州以“西溪六里为楚省藩篱”为由，没有按照约定将西溪六里拨归玉屏县。直到雍正八年(1728)，才将西溪六里中平三里的四八两甲拨归玉屏县。玉屏县就只管辖原平屯所辖地域。如果当时沅州西溪六里按照湘黔划界议定拨归玉屏县，那么湖南新晃县地盘就属于贵州，在清和民国就不会出现贵州的街道了。

　　《黔南识略》记载贵州街划界属于贵州

　　清道光二十七年《黔南识略》关于龙溪口(贵州街)属玉屏管辖的记载。

　　清道光二十七年《黔南识略》记载“雍正六年，划麻沅两屯归湖南芷江县，仅将平屯三里中之两甲拨归玉屏，共三十余户，幅员最狭，虽所属有波州新庄龙溪口曹家溪田软坪等处，皆离城七八十里，且插入本府及晃州芷江地界，畸零相错，难以疆域道里计也。”晃州就是今天的新晃县，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将雍正六年没有划给玉屏的西溪六里，从沅州府芷江县划出，单独设立晃州直隶厅。此处的龙溪口是指龙溪口的贵州街，这是佐证贵州街由于划界而属于贵州玉屏管辖的最直接的资料，充分说明贵州街既不象传说那样属于贵州的，也不象传闻那样为贵州军阀强占的，而是明代的军屯和清代的行政区划变更所致。

　　三、贵州的街“飞”到湖南的市镇中心成为“心腹之患”

　　由于贵州街位于晃县龙溪口市镇的中心，因此带来的问题正如民国33年(1944)《玉屏县志资料》说“贵州街与晃县县城仅一河之隔，已形成晃县县城之一部，而晃县政令既不能到达，本县已有鞭长莫及之感，亦为晃县心腹之患。”

　　行政管理殊感不便

　　对于湖南境内的贵州街对晃县行政管理带来的不便，1933年出版的《湖南地理志.晃县》说到“境内曹家溪、龙溪口、凉伞三处，各有贵州插花地一方里，行政殊感不便。”

　　湖南的地盘设有贵州的行政机构。玉屏县在龙溪口贵州街设十保，又叫贵州街保，属于大龙乡管辖。在贵州街建有保公所，贵州街为一甲，贵州湾(位于贵州街后面的贵竹湾，民国时属于贵州部分叫贵州湾，属于湖南部分叫贵竹湾)为二甲，保甲长均由大龙乡任命。

　　民国时期，大码头巷子和贵州湾、贵竹湾为湖南和贵州的“楚河汉界”。

　　省界如国界。

　　从贵州街进巷子，同一条巷子往左边叫贵竹湾属于湖南管辖，往右边叫贵州湾属于贵州管辖。

　　民国时湖南晃县行政人员包括警察都不能进入贵州街的地盘履行公职，而贵州的军队也只能驻扎在贵州街，即使他们手中有枪杆子，也不敢越雷池进入龙溪口半步。因此省界严如国界，很多事难以办理。不法分子作案甚至杀了人，从龙溪口逃到贵州街就没有事了。贵州玉屏到贵州街抓壮丁也是如此，壮丁跑到龙溪口就不敢过来抓了。

　　公开抽鸦片和赌博。

　　当时国民政府下令禁烟禁赌，因此下面对禁毒禁赌抓得严。由于贵州街距离贵州玉屏县城40公里，只有保公所，保长是兼职的，没有专门行政人员包括警察，“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因而贵州街有公开营业的鸦片烟馆和赌馆。龙溪口作为商业繁华市镇，设有镇公所、警察署和团防局等行政机构，对禁毒禁赌也查得严。贵州街的鸦片烟馆和赌馆就开在接边处，湖南的老百姓去抽鸦片烟和赌博，虽然“近在咫尺”，但由于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湖南的警察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湖南老百姓抽鸦片烟和赌博。

　　自己办学校。

　　晃县的中小学不接受贵州街的学生，老百姓只好凑钱请人教自己的子弟。抗战胜利后玉屏虽然在贵州街办了小学——玉大十保校，但上中学还是要到100多里外的贵州铜仁。

　　很多事要到贵州才能办理。贵州街的老百姓和湖南的老百姓扯皮打架和打官司，县一级不能处理和受理，省一级才能处理和受理，省一级不可能来处理和受理，因此经常不了了之。贵州街的老百姓相互之间发生纠纷保里不能处理，调处纠纷和打官司要到玉屏县，晃县不能处理和受理。贵州街老百姓的赋粮要交到距离贵州街20公里的玉屏县大龙乡，开会也要到10公里外的大龙乡雾程。1947年底，玉屏县选举国大代表，贵州街老百姓步行到大龙雾程参加投票，由于天气寒冷，苦不堪言。

　　外地妓女因贵州街才得以进入龙溪口。

　　龙溪口由于地处偏僻的湖南西部，因此风气不开化，但商业的繁华让开妓院的人打上了主意。1929年7月，有一个叫罗胡子的外地人带着6名妓女来到龙溪口码头，准备搬家上岸，被晃县团防局长发现，他警告罗胡子说：“你所干的事，有伤风化，不准搬家上岸”。罗胡子受到指责和阻挡，当时不敢硬顶，只好将船移到贵州街的癞子岩。因为癞子岩是贵州的地盘，团防局局长也无可奈何。

　　市政建设各吹各的号

　　龙溪口为晃县最大的市镇，而贵州街仅为贵州玉屏县的一个保，由于属于不同省份，基础设施建设不统一，各搞各的。

　　民国18年(1929)，晃县政府为了方便舞水两岸群众生产和生活，从县城架设浮桥到龙溪口，将浮桥架在与贵州街接壤处的大码头。大码头处河面较宽，河水稍有上涨，就要拆浮桥。而位于大码头下游的贵州街癞子岩，河面较窄，既可以减少几只船，又可以在河水稍涨的情况下，行人照常可以通过。浮桥架在湖南地段，这样从陆路运来的货物就直接过浮桥到龙溪口，绕过了贵州街的厘金卡子，大大方便了货物地输入。

　　一条街，两种路。民国28年(1939)，晃县政府对龙溪口正街及所有的大街小巷进行整修，将原来的泥沙路改成石板路，两边同时还修排水沟，沟面还设置圆形或方形铁格子排水口以泄路面之水。而贵州街依然是泥沙路，两边也没有排水沟。到了下雨天，经常水漫金山。这样同是一条街，正街整洁，而贵州街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直到1981年，新晃县政府对正街进行水泥路硬化，贵州街路段才和正街从形式上完全统一。

　　税收流入外人田

　　贵州在贵州街设厘金卡子，厘金卡子不但收取贵州街的商业税收，还对过往货物收取税收。因而对龙溪口市场的发展有过阻碍作用，直到1943年湘黔划界贵州街的税务机构拆回贵州，阻碍作用才随之解除。

　　贵州在湖南地盘上设了厘金局。龙溪口市场兴起于明末，到乾隆时期就已经是“江、浙、闽、粤之货，缯彩什器毕集之中，盖西来廛闬之盛区也。”(乾隆二十二年《沅州府志.乡都》)的商业重镇，为湘西黔东物资集散地。商业的发达无疑带来丰厚的税收收益，因此咸丰十年(1860)11月，贵州巡抚刘源灏与提督田兴恕在龙溪口贵州街设厘金局，清光绪年间又将厘金局从贵州街移往同样属于贵州玉屏“飞地”的曹家溪，贵州街依然保留厘金卡子。

　　湖南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收不到税收。贵州街位于龙溪口下游，为龙溪口西大门，而龙溪口的货物都是从下游输入，这样经过贵州在贵州街设的厘金卡就必须交厘金。厘金是对货物运销的一种商业税，凡货物运往外地，要在产地的头道关卡抽收厘金，叫“出山厘”，在运输途中所经关卡不再重征，直至货物销售关卡再征一次，叫“落地厘”。外地运入本地货物，都已在该处交纳“落地厘”，晃县既无权在该处设置征收机构，也不能重征。因此虽然龙溪口商业繁华，但晃县却收不到什么商业税收。

　　双重税收让商民苦不堪言。由于贵州街税务机构为贵州省管辖，因此常发生一批货物两省征税的纠纷。民国19年(1930)国民政府开征营业税，外地运往龙溪口销售的货物，龙溪口商人既要在贵州的厘金卡交纳厘金，又要在晃县完营业税，一种货物，一个市场，两省征税，重复征税，增加了商民的税负，商民叫苦不迭。而销往龙溪口的食盐，在贵州街已经上了税，出了这个地方，设在龙溪口的黔阳县榷运分局驻晃盐务缉私局还要收附加盐税，这样层层加码“病商害民”。

　　由于贵州街与龙溪口为同一集市，有的在这边交了税，又到贵州街去卖，贵州税务人员又要上税，于是便发生纠纷甚至大打出手，尤以屠宰税为甚。

　　四、湘黔划界，寄人篱下的贵州街终于“飞”回湖南

　　民国37年(1948)《玉屏县志》记载湘黔两次划界经过

　　虽然晃县和玉屏两县政府多次协商“飞地”和“插花地”问题，但由于玉屏在晃县的“飞地”和“插花地”多达20多处，而晃县没有“飞地”和“插花地”可以和玉屏对调，加上贵州在晃县的两个厘金卡子每年收取大量的税收，而其中一个厘金卡为贵州省政府设立。涉及到双方利益的调整，县级政府协商当然不会有结果，省级政府也无法处理，就是在国民政府内政部指导下，20世纪40年代湘黔两省划界搞了两次才处理好“飞地”和“插花地”问题。

　　1943年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派员会同湖南、贵州省政府和晃县、玉屏县政府及有关乡(镇)长组成“湘黔划界委员会”，清理划界，确定将玉屏在晃县境内的贵州街等24处“飞地”和“插花地”(指位居甲县边界而行政上隶属乙县的土地)划归晃县管辖。虽然协商好了，但由于贵州玉屏认为划出了24处“飞地”和“插花地”，而仅从湖南划入一保地盘，有失公平，没有同意办理交接手续，只好作罢。直到1947年5月进行第二次划界，贵州玉屏又从晃县划入一处市镇和一些地盘，1948年7月才办理交接手续，湘黔划界才真正落实到位。至此，湘黔两省边界存在长达200余年的“飞地”和“插花地”这一历史现象才得到彻底解决。

　　五、全国飞地一览

　　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

　　河北省廊坊市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与廊坊市本土7区县市之间却隔着北京、天津二直辖市，是中国唯一的省级飞地，这样就造成了河北省在中国地图上有两块醒目的两块辖地，除环抱京、津两市的“河北省”外，还有一小块夹在京、津二市间，字体明显较小的“河北省”。此飞地总面积1277平方公里，也是中国最大的一块飞地。

　　北京市首都机场场区

　　首都机场地区，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但地理位置却位于顺义区境内。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

　　无锡市位于江苏省南部，辖6个市辖区和江阴、宜兴二市，地域范围从太湖北岸至长江南岸，而宜兴位于太湖西岸，无锡与宜兴间隔着常州市的武进区，而成为无锡市的一块飞地。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地湖乡

　　贵州省的飞地叫地湖乡，位于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境内，隶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重庆市合川区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清平镇棕湾村1组“飞”到重庆市合川区古楼镇。重庆合川区古楼镇天子村5组和6组的土地也“飞”到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清平镇。而最令人称奇的还有，清平镇观桥村5组1户人家的土地“飞”到天子村5组境内，形成了罕见的“飞地”中的“飞地”。

　　结语

　　如今，贵州街拨归湖南半个多世纪了，已经实至名归为龙溪口正街，但群众仍习惯叫这里为贵州街，关于它还能说出一大堆逸闻趣事来。贵州湾仍还叫贵州湾，民国时候属于湖南叫贵竹湾的地段也已经改称贵州湾，现在贵州湾还在作为地名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