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抗战时期去贵州的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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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1月，长沙第一场大火，全城房屋被焚毁十之七八，省城机关、学校、工厂及市民纷纷离城疏散逃难，学校多迁往湘西，机关工厂多迁往湘南，也有不少的技术人员和科教人士往广西贵州方向去的。去广西的，其中有不少是被桂系方面拉拢的，招揽了一些外省人才；去贵州的，一般是逃难，怕战火烧身，但也有不少才学人士，到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贫脊之地。去圆了一回开发落后地区先驱者之梦。

　　举例来说，当时的湘雅医学院整体搬迁到贵阳，其意义就十分典型。湘雅迁贵阳的主意是院长张孝骞定下来的。在长沙大火之前，由于上海已经沦陷，武汉长沙处于频繁的空袭之中，引起人心惶恐不安。于是乎，张院长就筹划将医学院迁往桂林或者贵阳，但他的迁移意见却遭到了院方美国人的反对，美方说只要在房顶上画一幅大大的美国国旗，日军飞机就不敢轰炸。张孝骞是著名的内科专家，他根本不相信这种奇谈神话，坚持表示要搬迁。恰巧当时的南京中央医院已经迁到了贵阳市，张孝骞同该院院长沈克非教授曾是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同事老朋友，彼此有联系，双方商议的结果，有了中央医院可以作为湘雅的教学医院这一难得的条件，于是张孝骞就在长沙大火之前已把学院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统统发运到贵阳去了。1938年10月，全院师生员工约一百五十多人悉数到达了贵阳市。他们随之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在贵阳南郊一块荒野之地，筑起了三栋两层楼房，建起了战时被称之为“湘雅村”的高等医学院校。在抗战时期，湘雅在西南后方培养出了一批医务人才，为国家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也就在那个时期，教育部发文将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

　　抗战时间，湖南人在贵州是很多的，其中有不少人长期落了户安了家，繁衍的后代乞今仍在贵州。我们的父辈也是在那时去了贵阳的，后来从老人言谈中了解到当年的一些事情，本文着重根据夫君王化成早已整理并经查实的相关资料，特就湖南人在贵州企业公司的历史情况，归纳概述如下。

　　为什么要介绍抗战时间的贵州企业公司呢？因为该公司机构十分庞大，湖南人特多，当时有人就把该公司戏称为“湖南会馆”。而且，贵州企业公司在民国工业经济史上也是排得上号的，湖南人在该公司的作用也是不小的。

　　自从蒋介石迁都重庆之后，国民政府就着手建设西南大后方，首先派文官吴鼎昌担任贵州省主席。组建贵州企业公司，下辖企业二十八家，包括发电、煤矿、炼油、化工、玻璃、水泥、油脂、机械等厂矿公司，另设一个贵州矿产勘察团。

　　吴鼎昌（1886—1949）曾系大清银行监督，他是中国金融界的首脑人物，原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又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主要董事，而组建的贵州企业公司，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及国家资源委员会投资入股，商股所頕的份额很小。该公司的常务董事长由贵州省建设厅长何辑五（国防部长何应钦之弟）担任，总稽核由贵州省银行总理钱春祺担任。但是，具体执行公司运作的是原湖南省银行行长彭湖担任公司总经理，而两名副总经理中有湖南人陶咸九，于是乎公司所辖部门及企业就大量地聘用了湖南各数人才。“贵企”公司有八位专员，都是专家学者，湖南人占了两位，即长沙人王新元兼任公司主任秘书，攸县人王惟声担任技术专员，其他专员是经济学家丁道谦、水文专家刘夫安、化工专家杨儿元、地质学家乐琛璕以及叶绍南和谭沛霖博士等。乐琛璕教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地质地理系主任，在当时他主持公司所属的贵州矿产勘察团，他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

　　总经理彭湖（1900—1962），浏阳永安人，他的女儿彭佩云曾任国务委员兼全国计生委主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彭湖年少时在长郡中学读书就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校长彭国钧的支持下，发动过抵制日货的运动，后来被推荐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训练科长，并由中央党部选派留美学经济，历任上海航政局局长、中国银行总行副稽核、湖南省银行行长等职，他担任贵州企业公司总经理是由中行董事长宋子文委派的。主任秘书王新元（1904—1969），长沙县春华山人，是彭湖的中学同学，他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就读时，因数理功课不适应，改到上海去读文科经济，192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过上海的工运活动，蒋介石发动清党的四·一二政变后，他长期跟随彭湖，在抗战胜利后彭湖被国民政府派往青岛当接收大员，王新元跟去担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担任轻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时期因“叛徒”问题被整死。先公王惟声（1901—1982）虽然和彭湖、王新元都是长郡中学的同学，但不同班级，彼此交情甚浅，他到贵州企业公司任职是通过他的大学同班同学陈士度（时任国家资源委员会机务主任）推荐的，当时资源委员会已迁往贵阳，且是贵州司的投资方之一，先公是学机械的工程师，虽非彭湖班底的人，却成为公司八大专员之一。他们三位湖南老乡兼同学关系，又同时都在“贵企”所辖的中国机械厂股份公司占据着主要的位置。

　　贵州公司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湖南帮”，上自总经理及所辖部门主任，下至各数文职技术人员和众多的技术工人。彭湖在任总经理之前是湖南省银行行长，他从湖南带来一批心腹，如杨超、肖洁吾、谭剑鸿等原湘省银行的骨干，主管所辖的化工厂和玻璃厂，通过他们从湖南带来一大批技工。这就是贵州企业公司被戏称为“湖南会馆”的缘由。

　　后来，彭湖先生不知秉承高层什么旨意，他亲自把精力投入公司所辖的职合企业——中国机械厂股份公司。该厂主要生产战时急需的汽车零部件，当时蒋介石的机械化部队整编第五军驻扎在云贵，军长杜聿明将军亲自到该厂参观，杜氏认为该厂已经具备了制造装甲车的能力。但是该厂本来是李葆和先生（后任河南省水电厅副厅长），同当时的贵州实业界巨子虞效忠合作开办的，设备场地资金都是他们的，而此时贵州企业公司以官僚资本势力，在贵州省政府的支持下，迫使贵州民族资本家伍效高的五金工厂同李氏兄弟合股组成中国机械厂股份有限公司，隶属贵州企业公司管辖，“贵企”出股金二百万，由彭湖兼任该厂公司的事事长，派心腹王新元任厂公司经理、何培桢任副经理，他们三人都是厂公司的股东，厂长仍由李葆和担任，但该厂决策权掌握在彭湖先生的手里。李葆和先生是留美学机械的江浙人，抗战前在汉口办有福华汽车公司等企业，是国内有一定声誉的实业实兼买办，三十年代何键在湖南创办航空，所购的第一批十架飞机，就是经当时的湖南公路局局长刘岳厚及主管机械汽车业务的王惟声同李葆和联系，通过他同美国商人恰購的，从这以后李葆和与王惟声建立了密切的私交，关系非一般可比。彭湖先生为了平衡李葆和私股方的利益心态，同时也是李氏本人的要求，于是从“贵企”调王惟声来担任中国机械厂的驻厂副经理（厂址设在龙里县），主管工厂业务，协助李葆和处理厂务，调整官商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时与李葆和先生关系甚好的还有主任工程师戴桂蕊（抗战胜利后回湖南大学任教授）、工务主任胡桓（后去了西北农学院农机系）。

　　1942年底，设在重庆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政府委派原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担任董事长，当时他是贵州省财政厅长，他调重庆后就伙同彭湖把中国机械厂并入中国农机公司，并把该厂的股金、原材料都调往重庆、李葆和等商股董事无权过问，甚至股息都不给。李葆和在王惟声等的协助下，保留了机器设备，抗战胜利后他在河南郑州开办了大型河南机械厂（即今近万人的郑州纺织机械厂前身），王惟声无奈去贵州大学工学院任教，以后回湘到国立湖大机械系任教。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后来回长沙在湖大机械系任教的还有原“贵企”中国煤气车公司制造厂厂长寻学晋和工程技术员钟时彬，他们在贵州从事木炭汽车的生产技术工作，均与李葆和兄弟有关系。

　　彭湖先生在南京解放前夕，担任南京中国银行经理，蒋介石大量抢运设备物资、黄金、美钞去台湾之际，他的女儿彭佩云与女婿王汉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结婚为由，到南京对其进行劝说和策反，彭湖投诚后将南京中国银行完整移交给中共政权。王新元后来到北京做了京官，再没有人与他有任何联系，到“文革”运动之时，搞专案调查的人曾上门找我们先公王惟声了解他的过去，然而先公传承了旧式知识分子的传统品格，令专案人员无功而反。

　　戴桂蕊（1910-1970），字子骥，湘乡人，戴桂蕊先生是位有真本领的人才。他在贵阳不但与李葆和兄弟一起搞技术工作，而且还自创了一番事业。他早年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已更省立湖大）在湖南公路局搞技术工作，由于才华出众，很受局长刘岳厚的青睐，据说他去英国皇家学院留学就是公路局支助的，学成后又回到公路局继续工作，当时公路局已经制造出了煤气车，李葆和先生也想搞，经过公路局的同意，戴桂蕊先生被派到汉口李氏福华公司的中国煤气机厂任工程师，专制木炭汽车，抗战时随李葆和去了贵阳，他在贵阳还同其弟戴子琪及同学寻学晋等人集资一千元，租到贵阳郊外一间40平米的茅草房，开办了正园涨圈制造厂，生产汽车发动机气缸易损件活塞环。抗战胜利后，他回长沙在城南路租到两间约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作厂房，用自创的工艺技术生产活塞环，厂子由其弟负责，他自己在国立湖大机械系当教授，这个厂子就是现在迁到树木岭的正园动力配件厂的前身。1956年任林工业大学教授时，戴桂蕊为了提高排灌机械的效率，积极研究内燃水泵理论，于1958年试制成功样机，在全国农业机械展览会上获特等奖，展览会期间，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参观。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戴桂蕊陪同周总理参观展览的场景。“文革”运动初，戴桂蕊先生当时作为镇江农机学院（今江苏大学）副院长而受到批斗，因自尊心太强而自杀身亡。

　　作为“湖南会馆”的贵州企业公司，因其拥有雄厚的官僚资本，从1939年至1949年，开办了十年，做实事的虽然多是湖南人，但实权掌握在宋子文财团及吴鼎昌、何辑五这些达官贵人手里，到贵阳解放就散摊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香港出版了一本《贵企十年》的书，我们没有见到过，有关的史料也难查找，听前辈老人生前说，总经理彭湖去重庆中国农机公司后，总经理之位置由副总陶咸九先生接任至1949年止。他们俩人大概就是这个“湖南会馆”的最大头目。

　　作为公司董事长的何辑五，他本人是贵州兴义人，同他老兄何应钦一样，都是响当当的军人，他去了台湾，生前仍当“国大”代表，据说他在台湾著有《十年来贵州经济之建设》一书，内容涉及到当年的贵州企业公司，这些我们都无法读到。但是，抗战几年时期，这些离湘去黔的前辈父老乡亲，他们为贵州的建设发展，尽了湖南人的绵薄之力，历史不应该把他们忘记。

作者 曹利利 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