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遵义会议上是何人投了毛泽东关键性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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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在此召开。(资料图)

　　怀着崇敬的心情到达遵义时，已是黄昏。街道上挂着的红红的中国结，在绵绵春雨的滋润下显得更加鲜艳。遵义是一座古城，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城墙高耸，雉堞相望。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刘畅告诉笔者，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街道以丁字口为中心，红军到遵义时，古城风貌犹存。遵义会议会址在以文化名人郑子尹(郑珍)命名的老城子尹街，临街有一个大宅院，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大门上有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唯一的题词：“遵义会议会址。”这6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令笔者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共产国际这根“拐杖”甩掉了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站在遵义会议的大楼前，讲解员郭婉莹深情地回顾起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讨论了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中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工作。

　　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红军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

　　而此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两个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2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企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而此时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他们的言行导致了部队思想的混乱。

　　红军到底何去何从？生死攸关的选择再一次摆到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1934年底，红军到达乌江边，根据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的建议，准备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就在中央红军紧锣密鼓准备强渡乌江之时，博古、李德却拖起了后腿。12月30日，李德找到博古说：“乌江更大，红军血浴湘江的悲剧将在这里重演。”博古深叹了一口气，回应道：“我们不能在相同的问题上再失败一次。”两个人深聊了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