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工厂”太夸张？看古代科举备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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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每到高考前，家长、社会和政府都会投入到考试的准备工作来，只要家里有子弟参加高考，那真是一家老小总动员为这个考生服务。每到高考之日家长们会顶着烈日，焦急地站在考场外面，他们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走进考场的考生。社会对高考考生也非常关注，会千方百计地为考生提供各种便利，营造良好的应考氛围。

　　在我们看来，高考的准备工作真是如临大敌，可以说每年的高考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古代考生是怎样准备应试的呢？

　　宋代科举图

　　一、考生应考经费从哪里来呢？

　　古代考生享受的待遇就远远比我们现在的高考考生差多了。大多数读书人通过童试，取得秀才这个功名，他们多半去私塾或者家塾教书，收入是十分微薄的，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谈有什么积蓄了。而秀才参加乡试，必须前往省城贡院。参加会试则是要到京城的，因此考生的差旅费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迫切而且现实问题。在考试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就要着手筹集应试的差旅费了。

　　那么，考生应考经费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除家里住在省城、京城的考生之外，大多数参加乡试的读书人都必须从各地来到省城、京城。由于大多数考生的家都离省城、京城有相当的距离，从家出发赴省城、京城参加考试，到结束考试回家，前后往返的时间少则两个月，多则八九个月。考生需要耗费如此长的时间，费用自然不菲。

　　四川有个的叫丁治棠的举人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举行的会试，于光绪十四年(1888)的阴历十二月二十日从四川家中出发，坐船到重庆。二十三日，他再坐船顺流而下，前往上海。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正月二十日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作停留之后，他花了十两八钱银子买了洋船的船票，坐当时先进的洋船沿海北上，二月初二到天津港。又花了七千钱雇车从天津到北京，初七到达北京，刚到京城，他就遇到了沙尘暴，让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他感到非常不适应。他在路上一共花了47天的时间。然后，他在京城的客栈住下来，这时离考试刚好还有1个月。考试结束后，他与其他考生一样，还需要住在京城，等待公布录取名单。四月初九公布会试的录取名单，丁治棠落榜了。丁治棠又花了一笔钱捐了一个教谕的职位。四月二十六日，他离开北京回家，回家的路线相同，七月回到重庆。从天津返回上海的轮船费是九两八钱。丁治棠到北京参加会试，前后一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在这8个月的时间内，尽管他没有将每笔开支都记载下来，但他在落榜后，曾经伤心地说：“费银数百，如泥牛沉海，毫无消息”。数百两银子应该是他此次赴考所用经费的真实数额，他参加会试花去了不少银两。

　　二、政府与民间会资助考生应考吗？

　　由于科举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影响，因此朝廷、地方政府、民间和家族都会尽力帮助考生解决参加考试的差旅费的困难。

　　“公车”是与科举资助密切相关的名词。清代建立之后，为了笼络知识分子，顺治八年(1651)作出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意思是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享受政府提供车马的待遇，各省还要给予相应的路费。路费的多少，由各省根据路程的远近来确定，处于“天涯海角”的广东琼州府最多，每名进京赶考的考生可获得30两银子。山东最少，每个考生只有1两银子。其他地方由二三两到二十两不等。这些考生的车上还会插上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有一面写着“礼部会试”的黄布旗。因此，“公车”就成了进京应试举人的代称了。

　　与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资助制度不同，秀才参加乡试的资助并没有官方文件进行规定，他们参加乡试的路程与费用丝毫不逊色于赴京赶考的举人，新疆考生前往陕西西安参加乡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乾隆四十二年(1777)，新疆生员黄斌考取陕西乡试第二名，这一消息公布之后，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新疆的地方长官立即写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能嘉奖超水平发挥的黄斌。接到奏折之后，乾隆心里想：“这次黄斌居然能和文化比较发达的陕西省考生竞争，并取得第二名的成绩，确实是很不错，也说明现在新疆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朕统一新疆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于是，龙颜大悦，颁下谕旨：“考虑到新疆地区租车马比较困难，这让我这个远在京城的皇帝十分挂念。我决定此后嘉峪关以外的读书人到西安参加乡试和到京城参加会试，享受举人赴京参会试的公车待遇，以表达朕对这些边远地区读书人的照顾。”既然皇帝作了最高指示，礼部立即将这一指示转化为政策。此后，新疆的考生到西安参加乡试，以及到京城参加会试，都可以领取到火牌(驿站使用的凭证)，由沿途的驿站验牌之后，供应马匹。不仅如此，新疆的考生还可以享受云南和贵州考生参加会试时才有的待遇，就是每人由官府发给3两银子作为路费。

　　虽然明清朝廷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对参加乡试的考生给予经费上的资助，但有的地方官员为了提高当地的科举及第率，动用地方的经费来资助参加乡试的秀才，但这种做法一般也要上报朝廷，经过朝廷批准后才能实行。

　　跟我们现在的助学体制一样，在官方进行资助的同时，民间也会自发地进行资助，在有的地区，民间捐赠的金额还比较多。例如道光九年(1829)，担任湖北武昌府知府的裕谦看到秀才们总是为到省城应试的差旅费担忧，他号召他所管辖的十个县的官员捐款，可能是由于裕谦是上级官吏，下属们不得不给他面子，纷纷自掏腰包，捐款数额很快就达到了5000两银子。裕谦将这笔银子交给银行家，当然那个时候不叫银行家，而是叫典商。可能那时候的利息比较高，这笔存款三年的利息可以得到1800两，这些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考生参加乡试的经费困难。

　　三、有为考生提供免费或廉洁食宿的场所吗？

　　为了有充足的时间适应考场所在地的环境和完成考试前的准备工作，考生们一般都会提前二十天左右赶到省城或京城。如果一个考生七月十五日左右到省城，到八月十六日考完，而乡试的成绩一般要在二三十天以后才能出来，那么他们至少要在省城住将近两个月。会试成绩在四月出来，考生也需要在京城呆上至少两个月。这样，考生找到方便应考的栖身之所是到达考试地点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客栈当然是乡试参加者栖身的主要场所。每到乡试年份，贡院所在省城的外来人口剧增，客栈的生意自然十分火爆，住宿费自然会翻倍地上涨。据张之洞在光绪八年(1882)的奏稿中宣称，山东乡试时，省城的物价会暴涨300%，考生和居民都深受其累。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考生光住宿费就要花掉5到10两银子。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担任私塾教师的秀才一年的收入也只不过10多两银子。更何况考生们在省城考试，住宿费只是其中的一笔开支。虽然说大多数考生有钱住在客栈，但像范进这样的穷考生，他们在赶考的路上都是省吃俭用，有的甚至是一路乞讨而来，处处遭受白眼和冷遇，连路费都没有，更不要谈住宿费了，没钱的考生被客栈赶出来是常事，京剧《连升店》中的主角王明芳在进京应试时，就是被连升店拒绝入内。

　　那么他们又怎样解决在省城、京城应试期间的食宿问题呢？

　　晚清湖南会馆

　　让我们感到幸庆的是，在科举时代贫困考生的这些问题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试馆或者会馆是为他们提供免费或者廉价食宿的场所。

　　试馆对于到省城参加乡试或到京城参加会试的考生是比较优待的。很多试馆规定，遇到考试的年份，凡是与考试没有关系的人员都要搬出试馆，专门来接待考生和与考试有关的人员。对于这些人员，大多数的试馆是实行免费食宿的，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后勤保障。

　　湖南宁乡籍的刘典是一位对家乡很有感情的人，中进士之后，步步升迁，担任陕西巡抚，算是管辖一方的地方大员了。同治四年(1865)，他捐款在湖南省城长沙建立了宁乡县试馆，专门让宁乡县的考生到省城参加乡试时居住和学习。这个试馆的规模比较大，两边斋舍的房间加起来，总计有八十间。

　　问题是每间住多少人呢？刘典的记载中没有直接说，只是说“其规制略仿岳麓、城南两书院”。那么当时这两所湖南省城著名书院的规制又是什么呢？清代岳麓、城南书院的斋舍也是为学生提供住宿的场所。同治年间，岳麓书院有明道、进德、正谊和居业四斋，斋舍共计114间。岳麓书院每间斋舍的主要陈列是两张床、两张书桌、四把椅子。这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信息，就是每间斋舍住两个学生。依这个推断，刘典捐建的沩宁试馆每间斋舍至少可以住两个人，相当于我们现在宾馆的标准间。这样，试馆的80间房子至少可以住160个人，规模是相当大的。

　　除了宁乡县试馆之外，在长沙城内还有多个试馆，其中新安巷的湘乡试馆、紫荆街的长桥柳氏试馆、怡长街的彭氏试馆都是较为有名的试馆。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寄居长沙新安巷的湘乡试馆，1912年，时年十九岁的毛泽东寄居在长沙由新安巷湘乡试馆改设的湘乡驻省中学，他常到湖南图书馆看书。据他自己回忆说：“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在这个半年多的时光中，他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古典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名著，这对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科举考试是三年才进行一次，试馆平时为同乡的落脚地，也对外经营。只有在考试期间，专门为考生服务。为了弥补运转的经费缺口，很多试馆通常要收取一部分馆费。这种馆费基本上只向及第者收取，这好比是试馆对这些考生进行投资，如果考生获得了回报，就要按照规则分给试馆一定的红利，而且分配红利的多少是根据科举功名的高低来决定的。比如北京的湖南会馆规定每科新考中举人的人需要缴馆费2两，新中进士要出4两。由于只有那些考上了的人才需要付相对低廉的馆费，对于大多数考不上的考生来说，这种试馆是免费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试馆看作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公益机构或者慈善机构。

　　由于乡试是每三年才举行一次，试馆的实际使用效率是很低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很多地方不设立专门的试馆，而是设立书院，书院在乡试时承担试馆的功能，其余的时间则是作为教学、祭祀场所之用。从使用效率而言，祭祀、教学是其最主要的职能，而为应试者提供住宿便利是次要的。这类书院很多是一个家族集中钱财在省会城市创建，目的也非常明显，就是为自己家族的子弟提供便利。

　　广州越秀区的陈氏书院就是类似这种性质的书院。从名字上，我们可以知道是陈姓家族创建的，是广东全省七十二县陈姓族人捐资合建。清光绪十四年(1888)筹建，二十年落成。与豫章书院一样，陈氏书院在为广东全省陈氏子弟参加乡试提供住宿场所的同时，也供奉祀陈氏先祖及历代有功有德之人，因此，陈氏书院被俗称为陈家祠。陈氏书院的建筑装饰集中体现了广东民间装饰艺术的精华，巧妙地采用了木雕、砖雕、陶塑、铜铁铸等工艺进行装饰，技艺巧夺天工，可以说是一个广东民间艺术博物馆。这也充分体现了陈氏族人对这个为科举服务建筑的重视程度。

　　广州陈氏书院

　　从试馆中走出来的举人、进士不计其数，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等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人士。

　　应该说，试馆的出现为贫寒考生顺利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经济保障，使他们与富贵子弟同场竞技。我们看到提供这种条件的主体并不是官方，而是民间，这种民间的资助在科举时代成为维护考试公平竞争的重要力量。

　　四、考生要准备哪些用品呢？

　　乡试和会试的考试时间前后需要三天，考生中途不能走出号舍，因此他们必须在考试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准备好考试用品和生活用品。

　　由于考生需要在考场中过夜，因此他们所携带的东西很多，除考试必需品——笔、墨、纸、砚、字圈、烛台等之外，还要携带餐具、食品、门帘、号顶等。

　　为将这些用品带进考场，考生们需要准备好考篮，在入场那天，将所有用品装进考篮。考篮是科举考试时，考生用来装考试用品的篮子，用竹篾、藤条、柳条等材料编织而成。

　　考篮

　　考篮也是千奇百怪的，大多数考篮的大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行李箱，能装下考生带进考场的用品。考篮的设计是五花八门，有的考生是用长绳子系在考篮的两端，携带时悬挂在脖子上就可以了。有的考篮里面设计了用木头做的格子，便于分类放置物品，比如食品和笔墨纸砚等分开放置等等。有的考篮设计和制作更加讲究，不仅编织技巧非常高明，手工细致入微，还对考篮进行装饰，比如在考篮上面装饰镂花铜饰，在考篮的顶层表面绘有一幅雅致的山水画，考篮上方还会安装一把精密的铜锁等等。还有考篮设计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大行李箱，这种大考篮底下会装上四个铁轮盘，需要用绳索拖着走。

　　除了考篮之外，还有考箱，考箱的设计也相当精巧。考箱里面有三层，除上下各一个大抽屉之外，中间一层设计了两个小抽屉，方便考生携带一些笔墨之类的用品。考箱比考篮要结实得多，考生如果需要休息，它完全能成为考生的一张凳子。当然，全国各地的考篮、考箱形状也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考箱

　　有的考生还会带一把小凳子——考凳。这把凳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如果考篮过大，或者不够结实的话，考生坐在考篮上休息就不方便了。而考试入场点名、搜检是十分耗费时间的，一万多人的点名需要从凌晨点到黄昏。如果一个考生需要从头一天晚上等到第二天下午才进场的话，他就只能坐在考场外耐心等待，因此考凳就显得相当重要了，能够为他们节省体力，等待着第二天黎明开始的考试。为了能携带更多的生活用品入场，很多地方的考凳也被设计为可以装东西的箱子，在凳子里，可以放米、小菜、茶壶等等，因此这样的考凳被称为“百宝凳”。

　　考生入场图

　　由于农历八月，大多数地方的天气还比较炎热，考生只要带一床小被褥就可以了。为了便于携带，考生会将被褥、一些备用的衣服和用于做门帘的油布整理在一起，用青布褡裢装起来，方便他们扛在肩上进入考场。

　　除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外，考生还必须准备一个卷袋。顾名思义，卷袋是用来装试卷的袋子。与院试一样，考生通过点名程序之后，就可以领答题纸。但考生手里已经拿有考篮，肩上扛有布褡裢，真是两手都没空。答题纸是专用的，不能有丝毫的损坏，更不能被淋湿或者弄脏，因此，考生们都会将卷袋挂在颈上，而且卷袋虽然是布做的，但中间夹有油纸，可以防潮和防湿。这样，考生们领到答题纸之后，都会放到卷袋里去，这样才能妥善保管。进入到号舍之后，考生们还是非常注意保管好卷袋，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将卷袋钉到墙上，把它放到最安全的位置。

　　乡试的时候，天气比较热，考生们一般都是穿短袖参加考试。大家可以想象，当一个身穿短袖的人，肩上扛着一个大褡裢，脖子上挂一个卷袋，手里提着考篮和考凳，可以说是全身负重，他们与大街上的搬运工没有什么区别。考生的这个样子，被《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形象地比喻为乞丐，他是这样说的：“白足提篮似丐”。

　　贡院号舍透视图

　　贡院为了能减轻考生的负担，也特别批准了一些人进入到考场，这些人的工作制服为青色的衣服，被称为“轻易脚手”。考生可以雇佣他们来帮助提行李，他们会帮助考生将行李送到号舍，并进行初步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考生的负担。但对于绝大多数像范进这样的考生来说，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怎么会有钱来请人搬运行李呢？这些活都靠他们自己独自完成，搬到号舍之后，早已累得精疲力竭了。毕竟这些号舍都已经三年没有人使用过了，尘土飞扬，蜘蛛网布满了整个小屋，他们必须打起精神来清扫。这些平时只知道念“之乎者也”的劳心者，恐怕也在只有在参加科举考试中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劳力”之苦，“劳其筋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经过这些准备工作，考生准备进入贡院，参加三场考试。然而，最艰辛还是九天的应试生活，真是“三场辛苦磨成鬼，功名两字误煞人”。

　　*本文摘自李兵《千年科举》，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