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一座湘西小城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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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二年前，红军长征在湖南期间，中央红军负责人在渠水河畔的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又称通道会议），会议促成了“通道转兵”，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今，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挖掘和传承通道转兵会议的精神，不仅能够感受到先辈坚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理想追求，更能够从中汲取正能量、凝聚精气神，为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积蓄强大动力。

　　红军长征，经历了悲壮空前、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在恭城书院召开的史称通道会议，实现了转败为胜的伟大历史转折，自此处处“有通道”

　　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2月的4年间，曾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三路大军途经通道县境。第一路由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的红七军，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向江西中央苏区集中，于1930年12月途经通道。第二路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受中共中央派遣执行长征先遣任务，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转移，于1934年9月途经通道。历史上的通道转兵，是指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时，放弃了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从而挽救了红军，拯救了中国革命。红军每次经过通道都留下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和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最初确定，并报共产国际批准，进行转移目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达此目的，1934年11月底，当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就打算从广西资源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向湘西进军。但此时，发现敌追剿总司令何键指挥其所属的湘军和中央军近20万人马，向新宁、城步、绥宁一线推进，堵击红军北上。而广西桂军则有从大溶江口、龙胜一带袭击红军左侧之可能。为此，红军决定不出城步，而继续向西开辟前进道路。12月4日，朱德电令“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很明显，电令所指的通道以南为目的，决不是停留不走，而是要从此地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左”倾领导者认为，只有到了湘西，放下行李，才能打仗。

　　早在湘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其意图在于防止中央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股之目的”与“长驱入黔”的可能。当年11月底，红军渡过湘江，在湘江以东地域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后，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即令各路“追剿”军和湘、桂、黔军阀进行新的围堵，妄图在湘桂黔边境的通道以北地域，将中央红军消灭。12月2日，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命令湘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面移兵于武（冈）、新（宁）、城（步）、绥（宁）之线”堵截，一面分兵尾追红军。12月10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具体的兵力部署为：湘军刘建绪部，7个师8万余人，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蒋军薛岳部，8个师又1个纵队11万人，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扼守去湘西的要道。与此同时，蒋湘两军还修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仅绥宁、靖县、会同、黔阳、城步五县统计，就有碉堡211座，其中会同县就有91座。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红军出桂北后，唯恐红军反桂，急将15军夏威部编成第一追击队，将第七军廖磊部编为第二追击队，分别由广西尾追，并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防护柳江上游，以断红军南下之路。贵州军阀王家烈，历来与蒋介石存在统管与割据的矛盾。在红二、六军团西进时，曾受沉重打击，其主力被红二、红六军团牵制在铜仁、石矸等地无法脱身。为阻中央红军入黔，只好命令黔军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第十五团赶赴永从、黎平、锦屏一线设防。同时又任命黔军另一头目犹国材为全省“剿匪总指挥”，并命其率三个团的兵力，增防黎平、永从。但王犹之间矛盾重重，疑忌尚深且双方内战方息，直到王家烈满足犹的补足弹药等条件后，才于12月初慢慢向指定防区开拔。由于犹部没有如期赶到，实际上黎、锦一线，只有周芳仁所率的两个团，加之地方民团也不足3000人，而且是有名的“双枪”（烟枪、步枪）兵，不堪一击。贵州内地，黔军兵力也少，装备又差，防备也很空虚。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长征初期，由于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取得了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胜利，在红军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左”倾领导人采用的错误战略战术，指挥失误，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湘江之战，损失尤为惨重，兵力损失过半，仅剩下3万多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部队疲惫不堪，干部战士情绪波动，战斗力已显著下降。

　　上述敌我态势表明：通道北面之敌为红军五至六倍，南面之敌为红军两倍，西面之敌为红军的十分之一。如果中央红军继续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势必落入强敌的虎口之中，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如果南下广西，有五六万桂军堵截，且深入桂省，并非中央红军的目标。因此，红军唯一的选择和唯一的出路，只有转兵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硬要坚持原定方针，把已遭到重创而且疲惫不堪的3万多中央红军，朝着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左”倾领导的意见办，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关系到中央红军和党中央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4年12月12日在长征途中的通道县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向的问题。会议一开始，手握大权的李德、博古坚持要按原定方针办，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在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时指出：“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在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酌情在贵州创建新的根据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支持。通道会议以通过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结束。会后军委于当晚19时半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电报，13日中央红军遵照军委命令，从通道分两路西进，把几十万敌军统统抛在湖南的西南地区，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毛泽东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条件。

　　通道会议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道会议”是毛泽东在长征后第一次参与中央核心决策层会议，会议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了路线上的“左”倾错误，赢得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及党和军队的认可，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这里开始重新“崛起”，给低谷中的中国革命带来重大转机。通道转兵，中国转运。它引领党和红军突出重围，走向光明，为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最终造就了红军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一个个伟大的奇迹，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通道会议给通道侗乡留下了宝贵财富。“长征在通道”闪耀着革命精神的光芒。红军长征，经历了悲壮空前、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在通道召开会议，实现了转败为胜的伟大历史转折，自此处处“有通道”。回顾“通道会议”的光辉历史，探究中国革命的光辉典范，坚持“坚定信念、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务求必胜”的通道转兵精神，对于通道侗乡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不断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奋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道侗乡始终秉承通道转兵精神，以“坚定的信念、现实的真理、担当的情怀、必胜的决心”推动侗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2015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76亿元；完成公共财政收入3.2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11亿元；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0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10元。城市实现扩容提质，县城建成区面积从3.6平方公里扩大到5.3平方公里，全县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和侗寨景点化建设成效明显，处处展示侗乡老区开放、现代、活力的城乡新景象，也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提供了新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