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离上海最近的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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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遵义会议那个地方？
　　是的。
　　遵义？
　　不知道。
　　茅台酒知道吧？
　　当然。
　　茅台酒就产自遵义啊。
　　遵义产茶？我没喝过。
　　没关系，尝一口，你就会惊叹遵义茶的醇香，那是来自云雾山岭的味道。
　　遵义？当然知道，我的父亲，曾在那里工作生活30年……
　　与上海相距1800公里的遵义，是黔北一颗璀璨的明珠，竹海茶园、青山碧水，既有繁荣的城市，又有宁静的乡村。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遵义市播州区（原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看到干净的民居、盛开的鲜花，感慨道：“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在中国现代近一百年的历史上，上海与遵义多次相逢，对于上海人来说，遵义，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远方。
　　远方，是什么样？本期《新民周刊》带你去看一看。


遵义离上海最近的一座城

        遵义，距离上海有多远？
　　如果从地理距离和文化传统上看，遵义离上海，的确很远。
　　一个是有着巴蜀文化基因的黔北重镇，吃辣椒，喝茅台，粗线条。一个是有着一百多年商业传统，中国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都市，吴侬软语，讲规则，重效率。
　　登上飞机，飞行3小时，到达遵义。
　　坐上汽车，跨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行程1800公里，到达遵义。
　　但，历史是神奇的黏合剂，将相距近2000公里的两座城市，拉到了一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繁华淮海路后的一桩石库门小楼诞生。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在遵义老街的红色小楼里，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两次会议，后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的国家命运。2013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遵义时说：“遵义和上海都是红色城市，在党的发展史上，都有着特殊地位。”
　　1964年，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事，中央书记处决定，集中力量建设内陆地区，重要企业搬迁至内陆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上海多家企业，搬迁至遵义，为遵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第一次飞跃。当年的上海三线建设者“献了青春献子孙”，这批如今已经退休的上海人，把遵义和上海都当作故乡，很多人的后代仍在遵义。
　　上世纪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作家叶辛在内的一大批上海知青到贵州，其中一些上海青年，到了遵义。
　　就在这一段历史渐渐淡出人们记忆时，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第一批援遵干部踏上征程，遵义，再次回到上海人的眼前。
　　现在，遵义和上海两地党政干部、医生、教师、商界人士、游客来往频繁，上海许多机构和公司，与遵义开展了各种层次的合作和交流，上海到遵义的航班几乎天天爆满。遵义机场原设计规划2040年达到65万人次，2014年遵义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67万，提前26年就超越了计划，2015年旅客吞吐量83万人次，今年半年旅客吞吐量51万人次，预计全年吞吐量可突破100万人次。
　　原本对遵义陌生的上海人发现，原来，遵义曾经离上海那么近，现在，离得更近。对于上海人来说，原本只是出现在历史课本中的地名“遵义”，因为这种频繁的交流，从陌生变得亲切。
　　有美景、有美食、有美酒、有投资优势、有事业空间……遵义，逐渐展现出后发优势。2015年，遵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68亿元，同比增长13.2%，在西部30个同类城市中，增长速度排名第一，经济总量排名第六位。在2014年和2015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遵义市均位列市级行政区中盈利竞争力第一。
　　这是一座充满着活力的城市，是一座有浓厚人情味的城市，是一座绿色又安逸的城市，值得细细品味。

历史选择了上海和遵义

　　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时候看似偶然，细究，常常又是必然。
　　1921年7月，10多位年轻人来到今天的上海兴业路上，走进一桩红砖石库门小楼，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发生在繁华淮海路后的神秘会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起点，中共一大的召开，开启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为何是上海？
　　19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有数量庞大的工人阶层，是工人运动的热土，这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上海是华洋文化交融的都市，新的革命思想在城市中滋长和传播，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舆论基础。再加上当时上海独特的租界格局，给革命火种带来了可以利用的生存空间。上海还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城市，为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提供了可能性。
　　历史的波澜，将上海推到了转折点，让上海变成了一座红色的城。
　　13年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考验，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陷入危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的长征。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城。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严重错误和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历史最终告诉我们，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次重要的转折会议。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战事时局，让遵义成为重要的转折点，但与上海一样，转折会议发生在遵义，也与遵义这座小城的客观条件有关。
　　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现在的遵义市区域，被称为播州，领辖范围比如今的遵义行政区域还要大。播州从唐末到明末的725年间，为杨氏土司所世袭统治。杨氏土司的军事工事海龙屯，如今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役”后，土司制度被取消，实行“改土归流”，次年分播州为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分别隶属四川、贵州两省。清康熙年间直称遵义府，清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与重庆交接，由于历史上长期隶属四川，交通比贵州南部便利，因此文化和经济上也相比贵州其他区域更加开放和发达。
　　红军到达遵义时，湘江河岸的遵义小城，已经是西南一座繁荣城市，从遵义会议会址的两层小楼，可以想象1930年代这座小城的面貌。遵义会议会址，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砖木结构，中西合璧，有多个房间，带有精致的庭院。除了这幢会址小楼，参加遵义会议的多位代表的居住地，也是国民党官员逃跑后留下的私宅，同样是气派的黔北庭院建筑，与上海的一大会址相比，并不逊色。
　　遵义自古是黔北重镇，也被誉为黔北粮仓，经济上富庶，这首先为长征中的红军驻扎和休整提供了补给上的保障，有了驻扎的条件，才有可能召开会议。
　　更加重要的是，作为文化上比较开放的内陆城市，遵义自古崇文重教，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北上投身革命，民众对革命思想的接纳比较容易。红军进入遵义城，遵义市民夹道欢迎，并为红军娄山关战役、四渡赤水提供补给保障。
　　遵义当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氛围，给遵义会议的召开营造了宝贵的客观环境，让长征中的红军得到了难得的休整，为后来更加艰辛的征程，储备了力量。
　　红色，是遵义这座城市的底色，红色基因已经植根在每一个遵义人的血脉中。历史选择了上海和遵义，两座城市的名字，注定将永远是中国红色历史上最闪光的名字。

一群人，两个家乡

　　 19岁的青红，站在上世纪80年代初贵州的蒙蒙细雨中，背景远处是青色的山，近处是青色的工厂宿舍楼，青红眼中的忧郁也是青色的。青红出生在贵州三线工厂的宿舍里，父母都是上海人。父母准备举家迁回上海，而青红却难舍恋情。对于这个上海人的孩子来说，贵州是故乡，上海却成了异乡。
　　这是王小帅导演的电影《青红》中的情节，电影获得2005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王小帅1966年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大时被父母带到贵州，在贵州度过13年，是一个标准的三线建设者子弟。《青红》中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的家庭中，是一段特殊的迁徙史。
　　遵义，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企业，是遵义三线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给遵义带来第一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上海的工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将上海的生活习惯、社会风气带到遵义，让这个内陆城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如今遵义市区繁华的上海路，被法国梧桐簇拥，很多当地人说，上海路的风情，就如上海的衡山路。
　　上海路得名，还真与上海有关。上海路早期的名称叫青年路，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修建的一条泥结碎石路。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更名为反帝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更名为井冈山路。
　　这条路曾处于遵义市区的外围，周边是乡野荒山。1964年5月中旬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提出了“一、二、三线的战略部署和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方针。
　　国家计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或机械工业部）在安排机械工业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规划在我国西南地区新建水、火发电站，同时部署在贵州遵义建设一个年产低压电器主要元件60万件的电器生产基地。1965年1月，一机部正式下达搬迁项目通知书，决定将上海华通开关厂部分设备和人员内迁贵州遵义，先建磁力启动器厂，定名永佳低压电器厂。
　　以这些工厂为基础，遵义最终建成了长征电器基地，基地里几乎全是上海内迁职工，工厂分布在青年路一带。随着上海内迁遵义三线企业的建设和投产，近万上海人来到遵义。遵义本地人发现，只要走在青年路上，常常听见上海话，来往都是上海人，久而久之，大家便把这条路叫做了上海路。
　　投入三线建设，在当时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很多上海人，是满怀着理想与信念投入那段激情燃烧的特殊生活的。
　　退休的长征基地职工傅国华还记得，1969年8月14日，带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理想，他坐火车从上海出发。“那时因为湘黔铁路还未通车，从上海到重庆的火车要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五省区，火车在途中运行了三天三夜。”
　　以上海企业为主的长征电器基地，经历了艰苦的建设阶段。三线工厂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选址建设，可以想象，要把原本城市里的工厂搬迁建设到山区，在当时交通条件差、机械设备差的情况下，何其艰辛。
　　三线工厂也曾有过生产上的辉煌记忆，三线工厂的产品，为中国军事、工业、科技事业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计划经济时代，三线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工厂职工生活保障和福利都要比当地人好，是当地人羡慕的对象。三线工厂就像一个小社会，有自己独立的学校、医院、食堂、娱乐设施，甚至电力系统也是独立的，当时遵义城区经常停电，但三线工厂丝毫不受影响。贵州气候冬天潮湿阴冷，三线工厂利用生产剩余的热气，为职工宿舍建立了暖气系统，更是让遵义当地人羡慕不已。
　　三线企业到遵义之前，遵义工业落后，人口不多，内迁工厂的到来，不仅带来工业，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冯道谦是遵义当地人，1968年，从学校分配到永佳厂子第学校任教。他回忆，初到上海人家家访，非常惊讶。“这些上海人啦，不知是怎么想的，把厕所修到了家里。厨房里的大铁桶里，装满了黑黑的、圆圆的、像汤圆一样的东西，后来问了才知道那是煤球。过去，煤球是从上海运来的，后来厂里有了煤球厂，可以自己生产供应职工生活用了。厨房的窗户上挂着从上海带来的咸带鱼、咸肉，散发着很浓的腥味。一位朋友告诉我，星期天你到田边、河边去看，在田埂上用钢丝钩钓黄鳝、捡田螺的肯定是上海人；在河边用网捞鱼虾的肯定是湖南人。这倒是件好事，给当地的村民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当地的村民捞着田螺、黄鳝、鲫鱼之类的到厂门口叫卖，后来松桃路菜市场上也有卖的了，是远处的农民弄进城来的；再后来，当地村民已经把它端上了自己的餐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上海人的到来，也引起了街头的时尚之风。上海路，就像是遵义的T台，遵义第一条前门襟女裤是上海舶来的，第一个穿这种裤子的也是上海女青年。本地女孩纷纷效仿，曾在不少家庭引起风波。
　　三线工厂，就像是为遵义人开了一扇窗。无论是卫生习惯、社会文明还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遵义整个城市，都因上海内迁职工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让这座城市具有了开放和现代化的气息。费孝通曾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四十年后回忆，傅国华感慨：“刚到遵义时我才25岁，而今，我已年逾花甲了。作为一名上海支内职工，和许多内迁人员一样，经历了长征基地从创业到改革的漫长岁月。可能因为自己为长征基地的创业付出过热血和青春的原故吧，所以对那段艰苦创业的岁月和同时期支内到遵义的战友们，总有一种不可言表的情怀。”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三线工厂开始转产、停产、转制等，不同的企业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五十多年过去，三线建设已经成为历史，但三线建设在遵义留下的工业遗产和精神遗产，却值得珍惜。
　　今年，一个名为“1964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城市综合体在遵义正式开放，园区本身由长征基地的废弃厂房改建，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这种工业LOFT风在50年后又成为了新的时尚。园区集创意类企业办公和市民休闲功能为一体，现代生活与工业历史奇妙地在这里交汇。
　　“1964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投资方长征产投公司，由原长征基地的一家公司改制而成，骨子里也流着三线企业的血液。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情感，园区专门设置了三线建设文化博物馆，将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设备、生活用品陈列展示。一进入展厅，参观者仿佛穿越到一个火红的年代。
　　遵义长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可仁向《新民周刊》介绍，很多三线建设老职工从上海回遵义，会到博物馆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而年轻人，则带着好奇的眼光，打量这段特殊的历史。
　　记者一次在上海的火车站候车，遇到几名60多岁的上海人，也在等候开往贵州的火车。这几人交流的语言，在上海话、普通话、贵州话之间灵活切换，就好像在说一种三语杂交的新语言。
　　三线建设，又一次将上海和遵义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山海再相连

　　再次感慨历史的奇妙。2013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2年，遵义会议召开78周年，三线建设49周年，遵义与上海再次相遇。
　　这一年的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从此，遵义的街头巷尾，再次迎来一大批上海人，随之，上海的文化、上海的资源也来到了遵义。
　　帮扶任务明确仅仅5个月后，上海第一批援遵干部，飞跃2000公里，抵达遵义。与帮扶其他贫困落后地区不同，遵义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比上海落后，但自身经济基础并不算太差，社会开放程度也较高，遵义需要的是高水平的帮扶，这给上海援遵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到了遵义，了解了当地情况后，上海援遵干部们，把单纯的帮扶扩充为“帮扶与合作交流”，为提升遵义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寻求方法和资源。

　　上海第一批援遵干部领队、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黄庆伟说，遵义的发展，首要的是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外经处副处长韩大东到遵义挂职后，担当起了遵义的“推销员”。每每接待外来的客商，韩大东总是要说一句：“请高看一眼遵义，因为遵义是配得上外来者高看的。”韩大东说，到遵义有三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遵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么快、这么好；二是想不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干劲这么足；三是想不到遵义的文化底蕴这么深。
　　2013年10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到遵义，与上海援遵干部座谈。韩正说：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于国家整体发展，进入小康社会是13亿人民共同的事情，通过各种方法逐步缩小地区差异，这是全国的大事，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实现“两个100年”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央决定上海对口帮扶遵义，既是中央对革命老区的关怀，也是对上海的信任。上海一定把对口帮扶遵义当作自己的本分，全力以赴完成好各项任务，不辜负中央的重托，不辜负遵义人民的期盼。
　　第一批上海援遵干部三年的付出，换来累累硕果。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项目重点投入新农村建设、产业发展、社会事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帮扶项目共计122个，帮扶资金1.9232亿元，项目覆盖惠及9个片区县58个乡镇72个村。截至2015年底，上海援建项目直接受益贫困群众16万人，助推4个重点县和111个贫困乡镇减贫摘帽。教育帮扶成效明显，其中尤以职业教育帮扶更为显著。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教育帮扶项目32个，帮扶资金6326.7万元，占总帮扶资金的32.9%。
　　在智力帮扶上，三年中双方共同推进人文互动交流。共完成培训班80期，培训各类干部、专业技术人才4367人，培训项目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等领域。选派30名遵义市党政干部、后备干部到沪挂职锻炼。
　　上海帮扶遵义，不仅仅是帮扶，也是一种合作。着眼合作共赢，援遵干部在完善平台搭建、促进产业合作发展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援遵干部挖掘沪遵两地所需所能，围绕遵义的资源禀赋、特色优势产业和千亿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全力联络协调沪遵两地相关产业部门、园区、行业、企业，既当“招商员”又当“推销员”，探索创新对接机制，两地产业合作发展呈现工作面扩展，项目点数增加，平台型活动型对接频度、效果提升的良好态势。
　　另外，援遵干部开拓社会帮扶，汇聚各方力量共建大扶贫格局。三年来，干部们主动联络协调上海市有关部门、区以及各类社会组织、慈善机构、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各界捐资捐物6751.88万元，用于受帮扶县（市、区）的产业发展、社会民生、新农村建设、帮困助学等。
　　今年7月，第一批上海援遵干部，将接力棒交到第二批11名干部的手中，第二批上海援遵干部领队、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李忠兴表示：三年来第一批援遵干部做了开创性、积累性、阶段性的工作，成效显著，第二批干部要学习传接下去。
　　上海的对口帮扶，给遵义带来新的腾飞契机。贵州省省委对遵义提出了“坚持红色传承，推动绿色发展，奋力打造西部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新定位、新要求，遵义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发生着深刻的改变。
　　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经济、文化、贸易城市，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上海人关注的目光。遵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历史悠久的工业基础，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遵义，又是一座宜居的城市，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是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2015年遵义中心城区PM2.5优、良天气349天，空气质量与海南三亚并列排名全国第6，光这一个数据，就已经值得上海人艳羡。遵义夏季无酷暑，火炉重庆的市民，喜欢夏季到遵义避暑。
　　作为革命圣地，遵义还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叠加的政策扶持。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贵州考察，首站选择遵义，对遵义的发展寄予希望，并称赞遵义：“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夕阳西下，凤凰山麓，湘江河边，遵义人开始了晚饭后的休闲时光：散步的，喝茶的，跳广场舞的……上坡下坎的山城，街道也变得立体，霓虹闪烁处，是年轻人们的喧嚣。
　　欣欣向荣的内陆城市遵义，有她自己的精彩——积极又安逸，开放又质朴，底蕴深厚却又步履轻松，用自己的节奏展现出发展的后劲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