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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共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他没有牢靠的群众基础,没有给老百姓修路、修学校,只是天天收税,这样的政府,要颠覆是很容易的
在缅甸仰光的家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罗星汉的夫人不时地用手拉他的衣襟,示意他不要多说,但罗星汉并不听从,反而再三叮嘱本刊记者,“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问。”
这位刚刚打了两个多小时高尔夫球的古稀老人,看不出丝毫的疲惫。从14岁时开始当上果敢县大东山区教育组长,负责20多个学校,到1960年仅20岁出头时成为从事鸦片生意的孟洞公司老总,随之打败盘踞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贩毒势力,成为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力量,再到1973年又因违抗缅甸政府解散武装的命令在泰国被诱捕而入狱七年,后来又于80年代参与瓦解缅甸共产党,如今,又成为政府的座上宾以及大侨领。
一生传奇无数的罗星汉,对于外界更多的人来说,熟知这个名字,是因为历史给予他的一个“封号”——鸦片大王。
没有将大烟卖到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介意谈毒品的事情?
罗星汉: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们当时做毒品生意的时候,缅甸的法律是允许的。我1960年成立的孟洞公司,也是有政府颁发的合法手续的,每一袋外运的大烟,都有政府打的印。以前在缅甸做毒品的很多,而且都是武装参与,现在好多人不敢承认,是因为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主要做哪方面的毒品?
罗星汉:那时没有海洛因,只是大烟,我们从老百姓手里收购来,然后运到泰国去卖。当时成立孟洞公司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那时缅北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残军,在路上设卡向老百姓收税,或者以很低的价格从老百姓手里将大烟收走,我们就成立公司,统一组织武装押运,直接运到边境去卖,这样能卖个好价钱。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将大烟卖到中国?
罗星汉:没有一两进中国。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市场,当时很穷,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有钱买大烟。金三角的毒品真正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是从缅共时代开始的。包括现在做毒品的人,都是缅共留下的人,中国只要把这些地方武装组织的人控制起来,毒品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他们表面上也支持中国,但实质好多都在做。
第一个提出禁毒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你会被大家称为“鸦片大王”?
罗星汉:我都不知道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我做过毒品,但没有几年。在缅甸,第一个提出禁毒的人是我。1990年11月22日,在老街(位于缅甸果敢)第一次烧毒品,是我出钱买来的,烧了海洛因100公斤、生烟200拽(每拽3斤3两),制毒厂烧了七个。那时候大家都攻击我,说我是鸦片大王。我就想,要把毒品彻底从果敢清除。
《瞭望东方周刊》:是什么促使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罗星汉:靠毒品富起来的只可能是极个别的人,老百姓不可能致富。果敢为什么这么穷,就是因为“洋烟”。禁烟后,人们去做其他行业,当地经济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现在当地主要以农业、贸易、矿产等为主,还有好几万人去国外发展,比如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等。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金三角的禁毒问题有什么看法?
罗星汉:毒品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种罂粟的老百姓都是为了生活,要解决毒品问题,必须解决好烟农的生活。现在缅甸好多地方都宣布禁毒,但如果替代种植跟不上,或者其他地方跟不上,肯定会死灰复燃。国际社会禁毒的呼声很高,但都是指责的多,真正给予支持的少,联合国得罪不起,西方国家是靠不住的。中缅合作对禁毒的作用是很大的。中缅关系,一定要加强,双方的合作要跨越缅共这个历史包袱。
关注华文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主要做哪些生意?
罗星汉:生意都是儿子在做,我有九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涉及的范围很多,有石油、水电、天然气、航空以及建筑等。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平时都做些什么?
罗星汉:我退休了,每天打球,有时喜欢打麻将。
《瞭望东方周刊》:缅北的好多华文学校都是你兴建的,为什么对华文教育这么关注?
罗星汉:我祖籍是江西籍,祖上曾是明朝永历皇帝的名将。明末,永历皇帝退到缅甸,皇帝随后毙命,我们祖先就流落民间,后来到了果敢。从根源上讲,我应该发扬我们祖国的文化。
曾有一段时间缅甸不允许教授外文,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停了,我们就把学生分散到家里,以教授果敢文的名义教华文,因为果敢文是民族语言,他们不能限制。后来我们在果敢办了九所学校,现在果敢文教会有84所学校,老师有1000多名。现在和中国大陆的联系也越来越多,以前用台湾的教材,现在基本上都用大陆的教材,还邀请过好多大陆的老师来给我们的老师做培训。
还有呢,就是凡是受过华文教育的,找工作都比较容易,在缅甸的大公司都是华人办的,去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可以找到事情做。
和中国的企业有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你去过中国吗?
罗星汉:只到过边境,以后要去北京。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反对过共产党?
罗星汉:过去我们有四大敌人,一是共产党,二是封建土司,三是流寇,即国民党残军,四是民族压迫者。共产党是首,我们当时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那时还办了一个反共军事学校。1971年11月20日,缅甸政府通过我们和缅共打仗,打了340天,双方伤亡上千。彭家声当时是缅共的领导者之一,我们水火不容,其实我们私交很好的,但政见不同。我们是同学,我的大儿子还认他为义父,他的母亲、奶奶,我也经常送一些营养品去。
《瞭望东方周刊》:缅共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罗星汉:我参与了策反,但根本原因是他没有牢靠的群众基础,没有给老百姓修路、修学校,只是天天收税,这样的政府,要颠覆是很容易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和中国有很多的联系,尤其是企业方面的合作,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罗星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就开始全面支持中国了。我的公司和中国的电力、石油等大公司都有合作,我的公司在北京有办事处,主要是孩子在料理公司的事。大陆现在用孔孟之道推行新政,值得学习和发扬。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比如免除农业税,几千年来没有的事,比如养猪,还给补贴。
《瞭望东方周刊》:连养猪发补贴你都知道?
罗星汉:正因为了解,所以才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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