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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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先生说，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
　　
　　所以，湖南人的自我冲突总是很激烈，不怕流血。谭嗣同是维新派为变法流血第一人；宋教仁被孙中山称作为宪法流血第一人；刘道一是同盟会为革命断颈第一人；陈天华是留日学生为正义事业蹈海自绝第一人。“半部中国近代史，皆由湘人血写就”。甚至有人说，世界上最倔强的三大种群就是德国的普鲁士人，英国的爱尔兰人和中国的湖南人。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且让我们来看看湖南人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竟让陈独秀听说这种精神要复活了，“几乎落下泪来”。
　　杨度和他的帝王术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是湖南湘潭人杨度一句火辣的宣言，留在历史的册页里，至今读来也让人热血沸腾。
　　
　　没有一个人能像杨度那样，先后投身到几个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之中，甚至游走在流氓和革命者的边缘，却能受后世敬崇。陈独秀评价说，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因人废言。
　　杨度是个怪人，更是一个奇人。袁世凯复辟时，杨度发起筹安会，为称帝出谋划策，遭到国人痛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度逐渐觉醒，倾向于孙中山。晚年移居上海，一度寄居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可有谁曾想到，1929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角色转变的跨度之大，令人惊诧。
　　
　　要理解杨度，先要搞清楚他在谋求什么。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冠冕，身披龙衮。四方是四条狗，影射为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有一次，筹安“六君子”聚会，胡瑛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说：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何恤乎人言。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
　　
　　事后来看，洪宪帝制是一场闹剧，但杨度当时认为他是在“救国”，所以对于外界的责骂，内心泰然。从杨度的师承来看，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文士，死抠八股，以搏取功名；也不是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以邀乡里之誉。他的老师湖南名宿王壬秋（王闿运）教给他的是“帝王之学”。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和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的学问。可是中国自古认为“帝王学”有“术”无“学”，而称之为“帝王术”。清末民初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转型时期，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产生了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惟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做官为“救国”最佳出路，往来穿梭在政治倾向不同的政党和派别之间。1931年，杨度病将不起时，自撰了一副挽联说“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个“帝道”，就是他曾经追求过的帝王之学，到最后被自己彻底否定了。
　　
　　杨度的一生角色不断调整，是他对医民救国之策的不断寻求。杨度曾经留学日本，与革命党人有较多的接触，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见他才气纵横，想吸收他入兴中会，但杨度坚持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临别时，他向孙中山许下诺言：“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1922年，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回沪寓于香山路私邸。忽一日，杨度践十七年前之约，前来谢罪，愿意“从公奔走”。中山先生发出电报说明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从此，杨度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其后，杨度在北京又结识了李大钊、《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人，从《新潮》、《新青年》等刊物中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活动。1927年4月，杨度得知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派兵搜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连夜将这个消息转达给避居在俄国兵营中的共产党人。可是李大钊等同志未能及时转移出去，不幸被捕，杨度和章士钊又多方奔走营救。被捕同志牺牲后，杨度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周济遇难者遗属，生平所蓄为之一空。1929年杨度迁居上海，经人介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秘密党员。
　　
　　杨度逝世43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才对外宣布。1974年，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把秘书叫到跟前，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于是，以后出版的《辞海》在杨度辞目上写的是：“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做党的工作。”
　　
　　杨度一生坎坷，几经曲折反复。追求的只有一个要义，那就是“医国救民”，他的身上秉承着湖南人“经世致用”的血脉。
　　 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
　　一直到41岁，曾国藩的人生走的都是读书入仕的老路。28岁中进士，在京为官十多年，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以至官居二品。
　　
　　但曾国藩坚持每日苦读，常被同僚所称赞。他说读书要“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曾国藩也研究书法，他说写字要有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曾国藩认为写文章，要在气势上下功夫，“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可以一辈子持家教子，修身养性，每日早起、静坐、读史、养气。但是1852年，曾国藩因为母丧，从礼部侍郎任上回到湖南守孝。这个时期，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半个中国。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都显得不堪一击。为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命令，奖励团练，发展各地的地主武装。曾国藩平静的心剧烈震荡起来，决心开始书生治军的尝试，他在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湘军的第一仗在距长沙六十公里的靖港，被石达开打得落花流水，曾国藩苦心经营的五个营全军覆没，湖南官吏准备联名弹劾他，请皇帝解散湘军。曾国藩仓皇逃到长沙水陆洲湘军大本营，倍感耻辱，心情沮丧，甚至两次投江自杀。幸有另外一个湖南人左宗棠及时赶来，将曾国藩痛骂一顿，将他从沉沦中唤醒。他又开始办“大团”、练新军，“审案局”、查“土匪”。
　　
　　曾国藩面临的麻烦除了练兵之外，还有一个职责不清的问题。他这个团练大臣的身份很模糊。湖南地方既有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管理行政和刑事，又有提督负责军事。曾国藩设局审案，动辄杀人，难免与地方官吏引起冲突；他又将绿营地方军与湘勇合训，酷暑不停，绿营的“老爷兵”自然难耐其苦。矛盾日渐积累，终于导致绿营和湘军的正面冲突不断，直至绿营兵包围曾公馆闹事，弄到难以收场的地步。
　　
　　曾国藩决心离开长沙，以“就近剿匪”的名义，移军衡州专事练兵，扩招勇丁，统一编制，又花大力气筹建了湘军水师。半年后，湘军北上作战时，水师已有大小战船360余号，水陆官兵及丁夫等共计17000余人。“军容严整，令长沙诸公耳目一新。”
　　
　　曾国藩治军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的军事思想中最体现湖南人性格特征的莫过于“扎硬寨，打死仗”。从湘军作战的实例来看，曾国藩在战场上根本谈不上稳操胜券。湘军首战遭歼，9个月后，曾国藩更被翼王石达开攻破水营，100多艘战舰全被烧毁，就连曾国藩的座船都被抢走。1856年夏天，曾国藩被李秀成围困南昌，甚至做好了破城自杀的打算。
　　
　　即使在接连遭遇挫败的打击下，曾国藩上奏咸丰皇帝时，却将“屡战屡败”修改成“屡败屡战”，希望咸丰给予湘军更多整军备战的机会。
　　
　　支持曾国藩制胜的法宝就是这个屡败屡战的精神。这个倔强的精神一直支撑到他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刻。
　　身无半亩忧天下
　　湘军统帅左宗棠也是一介书生，但他的前半生没有曾国藩那样顺利和荣耀。
　　
　　他是个屡试不中的落魄文人，一直到40多岁，左宗棠还是布衣之身，在老家湘阴教书为生，他对科举考试怀着一份复杂和迷离的心情。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在新房自写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是一份宣言，更是一份勉励。
　　
　　左宗棠科举无门，但是关心天下事。他阅读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对“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理想很向往。就在太平天国打到长沙的时候，左宗棠找到太平军军营，想要投靠。但是，左宗棠与太平军的王爷们有些意见不合，而被逐出军门。也许是造化弄人，这个不被太平天国放在眼里的一介布衣，日后竟成了太平军的头号死敌。
　　
　　左宗棠加入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接济曾国藩部队军饷，夺取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有功，被授予兵部郎中。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7年，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
　　
　　左宗棠带入西北的部队多半是湘军，甘肃布政使杨昌濬作诗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疆阿古柏自立国号，宣布脱离清政府。新疆北部的伊犁分裂势力趁机骚乱。清朝政府无力平乱，请沙俄出兵，没想到引狼入室。叛乱平定后，沙俄占据伊犁九座城池不愿归还。李鸿章以加强海防为由，建言放弃伊犁地区。左宗棠坚决反对，向朝廷承诺，给他三年，必能收复新疆。
　　
　　左宗棠抬棺征新疆，场景悲壮豪迈。在八百铁骑护卫之下，七十岁的左宗棠须发皆白，神情凛然。他的身后，八个彪形大汉抬着一口黑漆棺材。从肃州行军几百公里到新疆哈密，左宗棠拉开阵势，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促成了《伊犁条约》签订，中俄按图划界。
　　
　　左宗棠纵横疆场，在浙江和福建剿灭太平军，到西北部旷日持久对付回民起义。他在财政上得益于一个安徽人的帮助，那就是胡雪岩。胡雪岩为湘军奉献粮草，左宗棠任命他为军中总理粮台，还保荐他为候补道，后来又奏请皇帝给胡雪岩加授布政使头衔，赏穿黄马褂，使胡雪岩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左宗棠和胡雪岩的关系，当然引来旁人的猜忌。后来，胡雪岩在一次蚕丝大战中伤了元气，钱庄面临倒闭，请求左宗棠挪用军饷周转。左宗棠毫无迟疑，将陕甘总督总账上的180万两白银挪给胡雪岩。胡雪岩度过难关，迅速将借支银两打了回来。不过，状告左宗棠的奏章却如雪片一样飞到宫中。
　　
　　慈禧的老眼都看花了，但她的心里却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谁能够不花朝廷的钱，能够为朝廷办事。在自筹军饷方面，左宗棠是个好榜样。李鸿章等淮系大臣一边指责左宗棠挪用公款，一面又叫喊军费困难的时候，慈禧发怒了，传出一道口谕：三十年不准参左。
　　
　　慈禧担心口谕的法律效力不够，还专门下了一道公文。“三十年不准参左”，给足了左宗棠面子，更令这位湖湘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清王朝的衰朽不可阻挡，但由于左宗棠等人的勉力维护，也为这个没落的帝国抹上了最后一道斜阳。
　　
　　光绪十一年，74岁的湘人左宗棠在福州喷血而亡，临终口授奏章，仍然不忘加强国防，要求建立海军。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耳边又回响起“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壮志豪言。于是立即诏谕，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就在诏谕下达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老百姓说，毁我长城，此乃天意。
　　
　　 至今，仍有史学家说，中国历史上有四位不打败仗的将军，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和清朝的左宗棠。
　　
　　
　　无非湘水余波
　　
　　有一天，一个湖南人到南京朋友家做客，听说金陵名士每多自负，常常看不起外省文人。那个湖南人就即兴作了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派；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他还亲自动笔将这幅对联写了出来，悬挂于友人家中的客厅。南京众名士见后，都做声不得。这副对联口气很大，极为自炫，却让人难以反驳。
　　
　　上联“濂溪”，指的是宋代大哲周敦颐，湖南道州人。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这个湖南人的思想是宋明道学的发端，启迪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分流发展。下联湘水余波，指的是湖南湘江之水辗转注入洞庭，被人夸张地认为，长江东流经过八百里气势雄浑的洞庭湖，不过像湘江的余波和支流一样。
　　
　　作这幅对联的人叫作王闿运，湖南湘潭人。他一生狂狷谐谑，才高学富，擅长诗文，所作的楹联，谓冠清代之首。有评语为“体格高尚，气息深稳，幽美朴茂，神与古今”。王闿运在教育上也成就卓越，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杨锐、刘光第、齐白石等人。
　　
　　无非湘水余波，一语道破了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自新和自信。
　　湖湘之学统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篇《爱莲说》的作者就是周敦颐，他一生做官“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其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晚年游览庐山，被庐山山水所吸引，说：“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此，在庐山莲花峰下盖了房子，长期住下来。
　　
　　周敦颐生前并不知名，只有他的老同事，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接受教育。
　　
　　事后看来，程太中的眼光不错，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周敦颐培养成了著名的理学大师，世人并称为“二程”。
　　
　　有个故事，说一个叫杨时的年轻人有心求学于程颐，程颐睡着了，杨时就冒着大雪站立在程颐的门口，程颐醒后，门外积雪已有一尺多厚。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学界佳话。
　　
　　后来，这个杨时的学问也不得了，他的再传弟子又教出了朱熹这样的得意门生。杨时从程颐那里毕业，准备回到福建老家去的时候，程颐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感慨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我的学问就要被这个人带到南方去了。
　　
　　有一个叫胡安国的福建人，长期跟从杨时游学。胡安国有三个儿子，胡寅，胡宏和胡宁，还有个孙子胡大原。胡氏子孙三代五人，都曾经师从杨时。胡安国说自己虽未直接受教于程门，但“得《程氏遗书》者为多”。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大批文人学者纷纷南渡躲避战乱，胡安国父子也从为官的湖北荆门来到了湖南。他们秉承了一条文化的纽带，从周敦颐到程颐，从程颐到杨时，再从杨时到胡安国。因为这样的师承关系，胡氏父子将周敦颐那里发端的理学带回了湖南，机缘巧合地完成了周敦颐思想的“出口转内销”。
　　
　　胡安国率家人、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后，先在湘潭建起了碧泉书院，在湘潭居住了三十多年。然后又在衡山山麓兴办了文定书院。胡安国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子弟前来求学。胡安国成了湖湘学派最早的奠基人。
　　
　　杨时的治学精神深深影响了胡安国。有一日，胡安国见杨时，杨时举起两肘示之，说：“吾此肘不离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胡安国也是埋头30年撰写了《春秋传》，这部著作在元明两朝被定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
　　
　　在衡山北麓，湘潭县黄荆坪有一座隐山。山上曾修建了一座三贤祠，里面供奉着宋儒胡氏三父子，胡安国、胡宏和胡寅。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长期寓居在湖南衡山五峰下，人称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在父亲督导下研习经学。15岁时就撰写了《论语学》。20岁时，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胡安国去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他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完成了大量著作。其中，《知言》一书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方面，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当时，一批批志于求学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张栻，他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也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是胡宏进一步打牢湖湘学派的根基。
　　
　　胡安国的长子胡寅，在京为官，毕生也是著述颇丰。胡家的治学成就号称“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
　　
　　隐山因周敦颐隐居讲学而得名，更因胡安国父子在此开堂授徒，而被称为“湖湘文化源头”。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游历至此，曾亲笔御书“天下隐山”。
　　
　　三贤祠在元代以后渐渐荒芜，至今，只剩断垣残墙尚可辨认，祠堂早已不见了。后人凭吊三贤祠，空留下“三贤父子精神在，十载沧桑祠宇荒”的惋叹。
　　
　　
　　弦歌不绝岳麓山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山就是岳麓山，这庙就是麓山寺。每日清晨，麓山寺钟声敲响，和尚高咏的“梵呗”之音，会飘落到山脚下岳麓书院的屋脊上。
　　
　　岳麓书院则是书声朗朗，泉水绕竹，溪声潺潺。清代人郭祖翼登临岳麓山顶的“赫曦台”，极目四望，写诗赞叹：赫曦终古屹崔嵬，四座弦歌讲幄开。
　　
　　在弦歌声中，岳麓书院讲堂的帷幕拉开，鸿儒硕学侃侃而谈。山水清音，天籁人声，在岳麓山上千年没有停息。
　　
　　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因为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建国需要人才，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但是，兴办官学需要国家拿钱，财力又不够，于是办学就走向了民间。各个地方的乡贤和知识分子纷纷以书院的形式办起了学校。中国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
　　
　　岳麓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叫周式，以行侠仗义闻名。他主持岳麓书院不到三年，书院的名声已经远播到汴京，皇帝宋真宗也知道了。宋真宗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他为了鼓励读书人好好学习，曾经写过一首《劝学诗》，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尽管这个皇帝将读书的目的形容得十分庸俗，但在客观上，调动了不少人的积极性。
　　
　　宋真宗想召周式为官，周式推迟，执意主事岳麓书院。宋真宗便赏赐了马匹和书籍给周式，并亲自题写“岳麓书院”四个字相赠。至今，这四个字依然高悬书院大门之上。北宋时期，各地书院兴盛，与岳麓书院齐名的还有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和商丘应天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一直到1161年，一个叫张栻的年轻人受父亲之命，到南岳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后来，湖南安抚使刘珙重修岳麓书院，张栻应邀主讲岳麓书院。正是张栻主讲书院期间，“湖南一派，当时为盛”，致使许多向往读书的学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张栻将岳麓书院的学术地位，又推向了一个高峰。
　　
　　湖湘学的鼎盛，引起了另一个闽学人物的关注，他就是朱熹。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到长沙，访问张栻。两个人的学问都发源于理学，但是两人对“中和”问题的理解不相同。张栻在本体论上主张“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在工夫论上主张“先察识后持养”，基本思想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道德和学问的培养。朱熹主张“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 强调在安静的思考中加深涵养，认识大本。两种学说相差较大。
　　
　　“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这是朱熹到长沙时的心情，流露出了他不畏天寒路远，前来问学的急切心情。张栻热情接待了朱熹，并在岳麓书院开设了自由讲堂，他和朱熹同时登台，切磋学问，交流思想。这场学术的盛宴，被后世人称作“朱张会讲”。
　　
　　大师之间的雄辩，吸引了大批读书人前来听讲，以至于“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会讲的气氛紧张而激烈，“三日夜而不能合”。朱熹最后接受了张栻的观点，对张栻更生敬畏之情，感叹“敬夫（张栻）见处，卓然不可及。”这次会讲推动了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融合，使两个理学流派，彼此诱发，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整体繁荣。
　　
　　湘江之畔，有一个小小的渡口，与岳麓书院隔江而望。当年朱张会讲，朱熹还受对岸城南书院的邀请，经常渡江讲学，张栻天天陪他往返于两岸，后人便将这个渡口称为“朱张渡”。
　　
　　朱熹在湘江之上作诗抒怀：偶泛长沙渚，振衣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表达了湖南之行后，学问境界提升的畅快心情。
　　
　　张栻去世后，朱熹来到湖南任安抚使，更加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
　　
　　石船山的孤影
　　 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有一块石头生得十分特别，在林木苍郁之中，群山顶端突然横出一块巨石，犹如一艘巨船在林海波涛中航行。勇敢者可登上巨石，天风浩荡，迎面而来，让人舒怀而惬意。
　　
　　石层自然向外伸延数尺，石槽下有一小洞，洞前有一方石，平如桌面，置身其间，可避风雨。
　　
　　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晚年在湘西筑草堂隐居17年。他常常攀藤附葛，孤身立于石船之上，俯仰天地，被后人称作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性格孤高耿介，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作为明朝遗老，他一生反清，避世隐遁。三十三岁以后，王夫之的生活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 直到去世前，王夫之自撰墓志铭，坚持使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的开国年号 “戊申纪元”，自称“明朝遗民”。他特别告诫子孙，自己的墓石可不作，如果作，他的墓志铭“不可增损一字”，否则就是自昧其心。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曾求学于岳麓书院，深得湖湘之学和朱张之道。他在衡阳隐居治学期间，虽贫困交加，“腕不能胜砚，指不能胜笔”，仍刻苦撰著。清末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共70种，计324卷。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
　　
　　梁启超说：“湖湘学派，北宋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张栻），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兴。” 在王夫之的著述中，他总结宋明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造成历史奇祸的总根子是君主独裁的封建制度。他抨击封建帝王从“私天下”的卑鄙目的出发，唯恐被人夺走皇位，“故翼者翦之，机者撞之，腴者割之”，摧残了一切蓬勃发展的民族生机。同时把出卖祖国和民族的汉奸、卖国贼列为永不可赦的“万世罪人”，将民族大义作为衡量是非功过的最高标准。王夫之的爱国主义思想为近代中国衰而复振，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力量。他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湖南人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昌济和毛泽东。
　　
　　但是，王夫之著作在他的生前并不为外人所知。仅有一个叫刘献廷的人，游历湖南，结识王船山，叹服他的学问。梁启超说，当时知船山者，刘献廷一人而已。
　　
　　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在两江总督陶澍的支持下，首次刊刻《船山遗书》150卷，印刷也不多。真正使王夫之学说思想广泛流行，要归功于曾国藩。在湘军与太平军交战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曾国藩和胞弟曾国荃，四处搜罗船山散佚的文稿，进行校勘，曾国藩还亲自为《船山遗书》作序。
　　
　　为什么外面战争吃紧，曾国藩却有心情在家里撰写文章，刊印书籍呢？冯友兰说：“正因为《船山遗书》中的教义是他所需要的武器”。
　　
　　曾国藩最钟情于王船山的两部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与《宋论》。两部书中有关经邦治国、用兵作战的方法，充满军事辩证法思想。曾国藩从同治元年十月开始看《读通鉴论》，一直到同治五年八月，整整花了三年零十个月才读完，并以日记写下心得。看完之后，曾国藩认为王夫之思想与自己十几年来的军政实践十分吻合，马上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要他立即阅读这本奇书。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认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中提出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思想纲领，而曾国藩是实践这些理论的实干家。
　　
　　曾国藩推崇王船山，认为《船山遗书》能够“息天下之争”、“弭世乱于未形”。因此在《船山遗书》陆续刊刻出来后，曾氏兄弟立即分赠给湘军将领和幕僚们，使王船山在当时读书人的心目中，一度成了诸葛亮一样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
　　
　　后来，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在长沙办了一个船山学社，亲自担任主讲。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经常去听课。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对王船山思想怀有深厚感情和兴趣。一直到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课时，还在研读《船山遗书》。由于《遗书》不全，他写信给徐特立，请设法补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各地视察，随身携带大量书籍，其中就有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1950年，毛泽东为船山学社题写匾额。1956年，重修船山学社时，毛泽东再次亲书“船山学社”。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王夫之的敬仰和怀念，也可以看出湖湘学派的传承与渊源。
　　
　　
　　文化毛泽东
　　
　　 早在井冈山从事革命斗争的时候，毛泽东就幽默的宣称：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四大家族”。这是毛泽东的文化自信。
　　
　　长征路上，毛泽东率部队经过娄山关，在一块刻着“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石碑前，驻足良久，并反复用手抚摸临摹。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毛泽东的草书大气磅礴，果敢自信，恣意汪洋。如他的一生，敢为人先，不拘一格。
　　
　　影响毛泽东书风的主要是两个长沙人，一个为欧阳询，一个为怀素。欧阳询风格劲险刻厉，平正中见奇强；怀素狂草，草而不野，“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
　　
　　中国人说，东方出了个毛泽东。湖南人却说，韶山出了个毛泽东。正如谈论毛泽东的书法传承一样，毛泽东生在湖南，长在湖南，求学在湖南，他早期思想渊源出自哪里呢？
　　
　　从中国文化宏观系统来考察，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民族根源，自然应上溯到周易、孔孟、老庄、孙吴、诸子百家。但是，更直接、更密切、更现实的源头，无疑是300多年来的湖湘文化的思想底蕴。
　　
　　湖湘文化“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蕴育了毛泽东“动”和“斗”的性格；湖湘士人“济天下为己任”的群体参政意识，造就了毛泽东自信、豪迈、乐观的个性；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蕴育了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
　　独服曾文正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愤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宴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他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工整地记录着曾国藩立身处世的要诀“曾文正八本”。
　　
　　当时在湖南青年学子中，崇仰和学习曾国藩蔚然成风。不仅毛泽东如此，他的同学蔡和森等人也是如此。1919年，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到，湘军人物胡林翼不及曾国藩，因为胡林翼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由此可见，蔡和森也是十分推崇曾国藩。
　　
　　1914年，21岁的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在杨昌济的直接辅导下，全面系统的研究曾国藩。杨昌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问题关系民族之兴亡，提倡首创精神，“能言人之不敢言，能行人之不敢行”。
　　
　　杨昌济不仅自己拿曾国藩做榜样，并以此勉励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等人。青年毛泽东甚至说，自己在近代人物中“独服曾文正”。这样的评价经常见于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书信。
　　
　　毛泽东与曾国藩有许多共同点。曾国藩爱读历史，行军打仗不离《二十四史》，毛泽东一生也是如此。曾国藩盛赞《红楼梦》，一部红楼道尽世态炎凉。毛泽东一生都在圈阅《红楼梦》，建国后他曾在八大军区司令员会上说，《红楼梦》要读三遍，并当场背诵其中的一些章节，令四座皆惊。少年毛泽东的口头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出于曾国藩的文章。曾国藩推崇“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老年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李讷和李敏，可见良苦用心。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既有深厚的学问基础，又有“完满无缺”的军事指挥才能；既能抓住“大本大源”，进行转移世风，陶铸人心的道德教化，又善于治军打仗。对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研究，也极度推崇。在30年代，王明指责毛泽东“把古时的《三国演义》当作现代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当作现代战略；拿半个世纪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这些批判，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继承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中国传统的的军事思想。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是曾国藩治军思想的核心，这个思想也影响到了毛泽东。工农革命军刚刚创建的时候，队伍成分复杂。一些小资产者、游民无产者、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带来了不少流氓习气和军阀作风。1928年的一天，毛泽东夜不能寐，写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不扰民”作为纪律规定下来。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改作军歌，毛泽东要求全军传唱。日本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发现，他的这种做法也来自曾国藩。曾国藩为湘军士兵作过《爱民歌》、《得胜歌》和《保平安歌》来振奋精神，激扬斗志。
　　
　　但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在农民与地主的矛盾问题上，没有停留于“独服曾文正”的阶段。他与时俱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阶级立场上，与曾国藩分道扬镳，并反其道而用之，导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这场革命风暴，又首先从湖南兴起，并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了中国。
　　虎气与猴气
　　湖湘文化中有一条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绳索，被毛泽东挣断了。
　　
　　但这条思想绳索中，极其丰富的修身平天下的方略，大大的启发和熏陶了毛泽东。
　　
　　这是两股文化的力量，其中的精华，哺育成近代湖湘文化特有的精神个性。作为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
　　
　　什么是虎气？应该是湖南人“坚忍沉毅”、“勇于行事”精神追求。湖湘学者对于道德修养，讲求“严于自守”、“苦行清修”。王夫之提出了“分人禽界，立天地心”的人生修养论和品格论。曾国藩则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作为座右铭，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刻苦修养。
　　
　　青年毛泽东对自己的个人修养也是一刻未敢放松。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在长沙各学校张贴“征友启事”，他认为自己“性不好束缚”，“自克之力甚薄”，“欲求外界以为策励”。毛泽东择友甚严，只结交学问品德俱佳，且有远大志向的人做朋友。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庭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1918年，在长沙蔡和森家中，毛泽东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倡导“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且还制定了“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五条有关个人道德品质的基本守则。直到后来，毛泽东发表文章纪念白求恩时，仍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可以看到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在个人修身的基础上，湖湘文化崇尚“实功”。左宗棠说“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湖湘学派从胡宏、张栻等人创立起，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只求实用。胡宏提倡“行之行之又行之”。湘军曾国藩、左宗棠、胡翼林等人都具有“顽强力行”的特点。青年毛泽东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到社会中去读“无字天书”。在“练达世情皆学问”的求学精神指导之下，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同学肖子升徒步漫游考察了长沙、安乡、益阳等五个县。
　　
　　王夫之“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魏源倡导“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这些湖湘人士的真知灼见，最后都凝聚成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什么是猴气？大概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神气”。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讲话时说：“我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有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他称赞鲁迅“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之类的句子，很传神，气韵生动。
　　
　　“神气”是毛泽东的湖南方言，应该理解为灵动，变化，不刻板迂腐，富于浪漫的想象，写文章要摒弃外表的光鲜流丽，讲究内在本真。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诗人徐迟向他请教怎样作诗，毛泽东顺手写下了三个字——“诗言志”。
　　
　　“不到长城非好汉”、“为有牺牲多壮志”、“欲与天公试比高”，毛泽东本人那些诗词，气贯长虹，如同一条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引向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将讴歌理想，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豪情发挥到了极致。
　　
　　毛泽东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的“猴气”，是湖湘文化中哲理思维和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
　　实事求是
　　1943年，延安修建了一个大礼堂，可容纳千余人，宽敞、亮堂。有人说在正面挂一个匾，写上几个字就更好看了。
　　
　　他们就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推脱，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沉思片刻后就饱蘸浓墨，一笔写下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实事求是。
　　
　　题词完成后，找来石匠，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依照毛泽东的笔画凿了出来。
　　
　　延安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犹如画龙点睛。从此，成了党校学员乃至全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
　　
　　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说起“实事求是”，应该是毛泽东从湖南带到延安去的。青年毛泽东求学的长沙岳麓书院的屋檐下，有一块匾牌就是“实事求是”。这块匾是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校长宾步程亲笔题写的。宾步程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名气不大，但他提倡的校训“实事求是”影响却很深远。
　　
　　1916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与蔡和森讨论问题，天天抬头就可以看见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所以印象深刻。
　　
　　“实事求是”最早出自西汉班固的《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本来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治学的格言，到了清代成为一种流行的说法。湖湘学者王夫之深刻阐述“欲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因此湖南“实学”流行。曾国藩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意思是到实践中去获得真理，从“天地万物”与“日行之事”的生活中，发现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曾国藩进一步推广了“即物穷理”的实事求是思想在湖南的传播。
　　
　　毛泽东受湖湘“实学”熏陶很深。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特别重视“能见之于事实”的“有用之学”。1920年，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和个人未来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实地调查及研究。”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将传统“实学”思想与之结合起来。他曾摘录《哲学与生活》一书中的一段话：辩证唯物论的特点，在于抓住事物的核心，事实的本质，事物的内部发展规律性，不在于尊重事实的表面。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的“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工作的向导。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这些著作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实事求是。
　　
　　从王夫之“即事穷理”，到曾国藩“格物致知”，到毛泽东“实事求是”，可以清楚看到300年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滋养和润泽。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经他改造后的“实事求是”已进入哲学最高领域，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
　　
　　
　　
　　辣椒与革命
　　
　　“远方的客人莫见笑，湖南人最爱吃辣椒......”这是湖南民歌《辣椒歌》。
　　
　　湖南人爱吃辣椒到什么程度呢？湖南几乎家家户户腌辣椒、酱辣椒、晒辣椒，农民无不种辣椒。“无辣不成菜”，每户每餐的饭桌上少不了辣椒。“贵州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湖南人吃本地辣椒还嫌不过瘾，听到外省有更辣的品种，就会觅宝一样找来享用。
　　
　　有人说辣椒的火辣刚烈逐渐演变成了湖南人的性格。也有人说吃辣椒，透出湖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毛泽东一生喜欢辣椒，并有一句名言“不吃辣椒不是真正革命者”。大生产运动的时候，他在延安杨家坪种了一块辣椒地，送给共产主义老大哥斯大林的礼物就是自己的地里收获的辣椒。
　　
　　王力先生也曾为辣椒做过“注解”，他说：“辣椒之动人，在辣，不在诱。而且它激得凶，一进口就像刺入了你的舌头，不像咖啡的慢性刺激，只凭这一点，它已经具有了“刚者”之强。湖南人喜欢革命，有人归功于辣椒。”
　　湖南人选择了辣椒
　　中国人吃辣椒，不过三百多年的历史。辣椒原产南美洲热带之地，在古代的西印度群岛也早有栽培。哥伦布探险至南美洲后， 16世纪，殖民者将辣椒传入西欧。明朝末期，辣椒由菲律宾和澳门传入中国
　　
　　湖南人和中国其他省份的人一样，本来是不吃辣椒的，也没有辣椒可吃。屈原在《九歌》中所说，“杂申椒与菌桂兮”，其中的“申椒”是花椒和香料，并不是辣椒。
　　
　　辣椒扎根湖南不到三百年，却在湖南出现了大肆繁荣的景象。湘菜以无比刺激的口感普及到中国。最近又开始风行“口味系列”，如“口味虾”、“口味鸡”和“口味鱼”。所谓“口味”，就是非常刺激的意思。这种菜式，几乎把所有刺激性的佐料都放进到了一起。花椒、桂皮、茴香、五香、八角和丁香花蕾，还有姜、葱、大蒜和紫苏。即便这样还嫌不够刺激，那就只好一把一把的往里面加辣椒了。辣椒是提升所有口味的主要元素。所以，辣椒漂洋过海，从异域传到了湖南人的生活中，湖南人再也舍不得放手。
　　
　　湖南人为什么爱吃辣椒？有人综合考证说，中国吃辣椒的主要地区是川、湘、滇、黔等省，这都是古代所称的“障病之地”或“卑湿之地”。这些地方，多为山地，夏季炎热潮湿，冬季寒冷干燥。辣椒有驱寒、祛风湿的功效。吃了辣椒，夏能驱湿，冬可御寒。加之这些地方都适宜辣椒栽种，产生了供需的良性循环。
　　
　　中国几个省份吃辣椒，吃法却各不一样。四川人习惯辣椒加花椒，又麻又辣，俗称麻辣。云南人喜欢把辣椒炸焦，炸出一股焦香味，叫做糊辣。贵州人往往把辣椒腔渍浸泡使之发酸，称为酸辣。湖南人吃辣椒大都不作加工，辣得本色，辣得纯正，辣得直接。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吃辣椒，还搞过很多次吃辣椒比赛。遵义会议的时候，在红军司令部吃中餐，彭德怀坐在毛泽东的对面。忽然来了兴致，两个湖南人要打赌吃辣椒。端上来一碗油炸黄皮辣椒，两个人轮流吃，各吃十来只以后，彭德怀失去耐性，一把抓了四五个放到口中，大嚼起来，结果辣的拼命咳嗽，眼泪也流了出来，众人都大笑起来。毛泽东悠然的说：“你这是战术上的失误。你的实力本来比我强，输在太性急。”
　　
　　台湾哲学家张起钧先生，在一本书中写到“到了湖南，看到辣椒作的好香。尝尝吧，愈尝愈勇敢。”不愧为哲学家，一尝就尝出了辣椒能够使人愈尝愈勇敢的奥秘。
　　
　　吃辣椒的辣度似乎与勇敢刚烈的程度成正比。长期大量吃辣椒的湖南人，火气十足，这种辣椒培养出来的民风，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辣椒催化了湖南人
　　对于湖南人的印象，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有这样一段评说：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盖四塞之国……舟车不易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强，而民性多流于倔强。”
　　
　　历史上的湖南是一个贬迁之地，屈原和长沙王太傅贾谊都流放到过这里，留下《离骚》、《吊屈原赋》等著名的篇章，传播了这块蛮荒之地的名声。除此以外， “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好不容易在唐代有个叫刘蜕的湖南人中了进士，竟然被被称为“破天荒”。我们现在的口头禅“破天荒”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到了中国近代，特别是清代咸丰、同治之后，湖南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这是一拨；谭嗣同、唐才常，又是一拨，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说，“湘省士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难能，古来所未有”。还有一个湖南邵阳人魏源，受林则徐之请，编写50卷《海国图志》，被日本维新派获得后，奉为至宝，走上了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之路。
　　
　　湖南的人才集中在一个时期竞相迸发，其中一个原因是湖湘文化的风气所化，逐渐形成了“独立、霸蛮、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核。但是，湖南人还发现了另一个巧合。明末，湖湘学派代表人物王夫之在青灯孤影下发愤著书，倡导“循天下之公”的爱国救民思想的时候，正是辣椒传入湖南，湖南人开始吃辣椒的时候。这更让湖南人相信是辣椒催化了湖湘精神，辣椒在湖南人的精神世界里起到了驱动的作用。
　　
　　吃多了刺激性的食物，辛辣加速血液循环，使生理和心理状况都发生改变。黄永玉谈到湖南人的辣子性格的时候，说生物有遗传基因，历史也有遗传因子。一个湖南人，个性可能内敛也可以外露，可以急躁也可以平缓，可以粗暴也可以温和，但这些并不妨碍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因为他秉承了一种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精神遗产。
　　
　　“我这个人有点倔脾气，湖南人的倔脾气。”这是湖南籍女作家丁玲对自己的评价。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从莎菲式的苦闷，到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的革命行动，都能看出丁玲这个湖南人的个性。丁玲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丁玲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她说“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
　　
　　这就是辣椒催化下的湖南人。齐白石被誉为“三百年来中国美术史上艺术巅峰”，对于齐白石的独特的艺术风格，研究者不乏其人，但没有人想到研究齐白石的饮食嗜好。如果没有九十多年浓厚的辣椒根底，怎么可能有这样泼辣、火辣、老辣的风格？
　　
　　湖南这些杰出人物，真的是辣椒培养了他们勇敢顽强的奋斗精神吗？“不吃辣椒不革命”不知是戏言，还是该当真。
　　 一个省的“精神图腾”
　　长沙火车站有一个火炬纪念塔，但那个火炬，感觉就是一个辣椒。
　　
　　到过长沙的人，会看到这个“辣椒”像长矛、像梭镖、像尖刀。鲜红，尖锐，富有战斗性。
　　
　　湖南人在生理和精神上双倍的需要辣椒，简直把辣椒当作了自己的一种精神标志。辣椒犹如湖南人的图腾。
　　
　　一个多世纪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看到了战争年代的湖南人，他说在国家艰危的时候，湖南那些老实巴交的农夫和平民，会突然血脉偾张，挺身而出，迎着险恶冲将上去。湖南是中国的士兵之乡，盛产勇士。
　　
　　日本人也曾对湖南人的性格感兴趣。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打了22场大会战，其中有六场发生在湖南。正面战场上，北平和天津陷落了，太原陷落了，上海和南京陷落了，徐州陷落了，武汉陷落了。唯独长沙经历了三次战火，依旧巍然屹立。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吃尽苦头后，对湖南特殊民风产生了兴趣。他找到神田正雄撰写的《湖南省要览》，特别读了“湖南人之性格”这段文章。其中说，湖南人“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同时“反抗心理强，多慷慨悲歌之情”。冈村宁次这才有所悟，怀着未能攻下长沙的遗憾，离开了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的位置。
　　
　　中日在湘西会战了一个月，日本人撑不下去了，准备在湘西一个偏僻的小县城芷江，向中国军队投降。日本军官今井武夫，这个发动“七七事变”的祸首，谈到在湖南战场的感受时说：“打湖南比打中国任何一个省都吃力。我们几乎调集在华的所有精锐部队，但是在湖南打了七年，七十八个县市，到停战为止，我们实际占领的只有四十四个。湖南人确实和中国其他省的人不一样。后来我们才明白，这里是曾国藩湘军的家乡。”
　　
　　在敌后抗日战场上，湖南人更为骄傲。威震敌胆的八路军中，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彭德怀是湖南人，左权、贺龙、罗荣桓、陈赓都是湖南人。战功卓著的新四军中，政委刘少奇是湖南人，七个师中有三个师的师长是湖南人，他们是粟裕、黄克诚和谭震林。
　　
　　湖南人夏明翰写了一首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平白如话，揭示了湖南人革命精神的底蕴。
　　
　　
　　
　　
　　湘女多情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个女孩子，就是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在湘西这个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年逾七十的外公和十五岁情窦初开的孙女翠翠，他们以渡船为生。茶峒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有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同时爱上了翠翠，翠翠却钟情于老二。外祖父只知道大老曾来提亲，有心答应老大。后来，老大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船总顺顺“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要老二另结一门亲事。老二的心却仍在翠翠，便赌气沿河下行，外祖父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感情，觉得自己错搭了红线，心中郁闷不安，在一个雷雨之夜去世了。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仍然痴心地等着老二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美丽的湘西少女，汲取了山水灵气，纯洁质朴，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最温柔的核心”。
　　
　　湘女之闻名，要归功于沈从文先生。湘女多情，是一句流传了很久的俗话，但多情对于旁人来讲，终究是个朦胧的概念。读沈从文的小说，才知道湘西生活着一群不懂矫情的女子。她们是沱江和沅水两岸排工水手的相好，她们是浑然天成的情人和母亲，她们激情原始而奔放。她们的多情是哺育湖南人的精神乳汁。
　　
　　美丽的边城
　　《边城》写的是湘西的凤凰，因为有了那些女人和水手，才美丽得让人难忘。
　　
　　沈从文先生对边城朴实的风情，非常负责地说：“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
　　
　　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故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
　　
　　当然，因为商人和水手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小妇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小凳子上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靠在临河窗口上看水手起货，听水手爬桅子唱歌。到了晚间，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
　　
　　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
　　
　　吊脚楼上唱曲子的声音热闹了一些。船上有两个水手在说话，一个说：“金亭，你听你那娘们陪川东庄客喝酒唱曲子，我赌个手指，这是她的声音！”
　　
　　另外一个水手就说：“她陪他们喝酒唱曲子，心里可想我。她知道我在船上！”
　　
　　先前那一个又说：“你有什么凭据？”另一个说：“我有凭据。”
　　
　　于是这水手吹来一个唿哨，像约好的暗号，传到楼上去了。一会儿，楼上歌声便停止了，两个水手都笑了起来。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沈从文先生说：“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
　　
　　正是在这样一种对故乡的爱的情感中，沈从文先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眼见“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思索着“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于是他对这一切作了“朴素的叙述”。
　　
　　后来，汪曾祺也说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
　　
　　一九三四年冬天，沈从文先生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生出了很多的感叹。《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边城》也是一个温暖的作品。
　　
　　故乡的景物被沈从文写得十分精彩，使人如同目睹。他说，“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他又说，“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气味。”
　　
　　是他的小说，做出了诗的味道，还是边城本身就如此浪漫？
　　
　　桃花江上美人多
　　桃花江，是湖南省桃江县境内的一条小河，河流虽小，名气却大。因为中国人知道湘女的美丽和多情，大抵还来源于一首歌《桃花江是美人窝》。
　　
　　“我听得人家说，说什么？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这首歌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风靡中国和南洋群岛。
　　
　　八十年代初，这首歌曲被中央文化部下文指定为三首黄色歌曲之一。另两首是《毛毛雨》和《夜来香》。
　　
　　有意思的是，这三首“黄色歌曲”的词曲作者黎锦晖和黎锦光，居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并且是兄弟俩。
　　
　　桃花江衍生于洞庭湖，上游有桃花井。传说桃花仙子来到桃花井，对影梳妆，脱落头饰桃花一朵于井中，自此井中常泛桃花，溢于江中，江水常有桃花飘流。桃花江自古以水清、花艳、人美三绝而著称。
　　
　　歌曲受到批判，黎锦晖先生“自我批评”后说：“桃花江畔美人多倒是事实，是我亲眼目睹的。我在中学时代到一个要好的女同学的家中度暑假，她家住在桃花江边，那里的男子个个高大英俊，女子天生丽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黎锦晖还亲自到过桃江上的“羞女山”。 羞女山也叫修山，像一个仰卧的少女，有瀑布的长发，高高的下颚，健美的双臂，还有那细软的腰，以及微微隆起的小腹和凸出的乳峰；一股清泉从两腿涧的山坳里流出来。当地人称：“喝了修山水，人人变得美。”
　　
　　山青水秀，花艳人美，黎锦晖一气呵成，写了这首名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歌曲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当时还有青年男女授受不亲的残留思想。《桃花江》歌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风波，得到了广大青年男女的赞赏和欢迎。加上曲调新颖，将西方音乐和地方风格结合起来，旋律流畅，朗朗上口，很快成为一首火热的现代爱情流行歌曲。黎锦晖先生也由此成为中国流行歌曲的开拓者。
　　
　　1956年，黎锦晖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音乐大会。宴会上，周恩来总理首先询问黎锦晖先生来了没有？毛泽东见到黎锦晖时，说：“锦晖兄，你的‘桃花江是美人窝’影响好大啊！连红军都唱你的歌。不过陈老总把歌词改过，‘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了‘比不上红军多’了。”
　　
　　　黎锦晖和毛泽东是同乡，黎长毛两岁。他当即回答说：“改得好，红军就是值得尊敬的美人。”
　　
　　湘女之美，不仅在容貌，还有心灵手巧和淳朴能干。桃花江畔，每逢春至，田野溪边的蓠蒿便蓬勃生长。当地的厨娘就择茎尖的鲜嫩部分，洗净后和糯米掺在一起，做成蓠蒿饼。颜色深绿，野香四溢。传说屈原在湖南汨罗投江，每年端午节，湘女必做粽子来纪念，并且粽子用洞庭湖边芦苇叶包制才有风味。
　　
　　品味这些小吃，更能领悟湘女的用心与多情。沈从文先生说：“诗人们会在一件小事上写出整本整部的诗，雕刻家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的骨血如生的人像，画家一撇儿绿，一撇儿红，一撇儿灰，画得出一幅一幅带有魔力的彩画，谁不是为了惦着一个微笑的影子，或是一个皱眉的记号，方弄出那么些古怪成绩？”
　　
　　湖湘男人恐怕也是在湘女温情浸润之下，才做出了那些开辟古今的大事业。
　　
　　我失骄杨君失柳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更多地用一个普通人的感情来看待这对伟人夫妇。他们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这也是一个湖南女人和一个湖南男人的爱情故事。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10年后，回到长沙任教，闻名于三湘。他是长沙板仓人，便用隶书镌刻“板仓杨”三个大字，悬于寓所。大批学子前来求教，其中包括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杨昌济第一眼看到毛泽东的时候，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就让他眼前一亮，认为其“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毛泽东长杨开慧八岁。1914年，毛泽东来杨家求学，杨开慧才13岁。年少的杨开慧时常听家长亲切称毛泽东为“润之”，并对他赞赏有加。杨开慧也视毛泽东为兄长。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北迁。毛泽东随后在这一年9月到了北大，并经杨昌济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毛泽东后来在陕北对斯诺回忆，正是那个时候“我又遇见并爱上了杨开慧 ”。
　　
　　17岁的杨开慧在北京碰到同乡和知己毛泽东，心情当然欢乐。两人经常到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漫步，或到北海的垂柳之下谈天。第二年，毛泽东返回湖南，两人相约通信，以“润”、“霞”相称。同年，毛泽东再次来北京，就住到了杨家。但是，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随母亲回到了湖南，得到李淑一父亲的帮助，进入湘福女中读书。同年末，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她取消了坐轿和婚礼，以示“不作俗人之举”。
　　
　　杨昌济生前并不赞成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姻。他深知女儿选择毛泽东，可能就是选择了“与坎坷磨难相伴终身”。但是，杨开慧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嫁给了的毛泽东。
　　
　　在湘福女中，杨开慧是全校唯一剪短发的学生。校方认为这是“过激派”，限令三月内蓄起头发，杨开慧则坚持剪发的自由。她长着圆圆的娃娃脸，看上去文静、贤淑，见到外人言语也不多，但从她的信稿和行动能看出，她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意志也异常坚强。
　　
　　杨开慧选择爱人是非常认真的。她看到了毛泽东的许多信“表示他的爱意”，才同意毛泽东的追求。1920年两人从北京返湘后，毛泽东对杨开慧仍是一往情深。但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也成了长沙城内别的女孩子追求的对象。杨开慧非常不安，她让嫂子直接去向毛泽东挑明心思。毛泽东则以一首《虞美人》相赠，说自己“晓来百念皆灰烬”，心中的爱人只有“霞姑”。
　　
　　婚后，杨开慧十分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改造中国的主张，默默做毛泽东的助手。1922年，杨开慧生下第一个儿子毛岸英。第二年，毛泽东要离开湖南到上海去。当时杨开慧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对毛泽东有几分不舍。临走前，毛泽东以元缜的诗《菟丝》相赠，杨开慧读了两句“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立即气恼地将书一扔，说：“噢，我是菟丝．我只能依靠你活着吗?你在做事，我做的不是事呀?抄文稿、编杂志、办书社，我不是样样尽力去做吗?还要做主妇，做母亲，到头来成了菟丝啦?”
　　
　　短短数语，尽显了杨开慧的性格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