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株洲老战士讲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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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海

申文祥

龚俊德

于淑敏

禹永新旧照

张庆功

抗战时新四军炮兵

抗战时支援前线一景

1941年禹永新所在的警卫班合影

　　红网株洲站8月28日 株洲日报记者 成建梅 见习记者 刘文 通讯员 张良将 谭浩瀚摄影报道

　　据株洲市委老干部局统计，目前株洲市有参加抗战的老干部98位，年纪最大的100岁，最小的84岁。他们大多生活在株洲地区，也有少数老同志在异地。

　　8月22日至25日，记者走近部分参加抗战的老干部，听他们讲述曾经的烽火年代和激情燃烧岁月的故事。

　　

　　张宗海：一场痛快的反抢粮伏击战

　　人物简介

　　张宗海，1925年出生，山东省商河县人。1945年2月入伍渤海军分区参加抗战，1947年5月入党。曾参加解放我国东南沿海战役。1962年晋升为大尉军衔。1976年12月转业到株洲湘江机器厂（南方公司前身）工作。

　　1945年2月，张宗海加入了渤海军分区独立团，从参军到抗战胜利，他跟着独立团打了几个月的仗。他说，印象最深的，是1945年4月殷家巷“反抢粮”伏击战。

　　“日军扫荡，逼得老百姓没有吃的、没有穿的。”90岁的张老说，为了反抗侵略，为了活命，他一心要跟着八路军把侵略者赶走。

　　生活物资供给一直是困扰侵华日军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盯上中国老百姓本来不多的粮食。

　　“老百姓的粮食，决不能让鬼子抢去！”张宗海说，拼子弹敌不过日军，独立团决定打“手榴弹战”，每人发20枚手榴弹。老百姓用家里的竹筐子，帮战士装手榴弹，挎在肩上，运到伏击点。

　　作为新兵蛋子，张宗海跟着老兵李庆一起行动。李庆把自己那一竹筐的手榴弹都给了他。张宗海问：“那你怎么办？”李庆低声说：“我用枪。我让你扔手榴弹时，你就扔！”

　　凌晨两点多，日军抢粮队伍浩浩荡荡地出现，渐渐进入伏击圈，100多个汉奸走在前头，后面跟着100多个日本兵，还有四五辆汽车和一些马匹。

　　当前头的汉奸部队走进村子里，埋伏在伏击圈的张宗海，和一连战士立即开战。他在战壕投手榴弹，甚至点炸药包、鞭炮打击敌人。

　　日寇停在村口观望。二连指挥员立即命令张宗海在内的3个战斗小组扔手榴弹。日寇被震住，开始撤退，企图把战场引到平地去。

　　埋伏在伏击圈后围的三连战士继续扔出300多枚手榴弹，让鬼子无法撤退。二连配合三连，“我一个接一个拼命地扔手榴弹，恨不能把鬼子杀光。”张老说。

　　残余的日寇开始反扑，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经过7小时的拼杀，独立团牺牲了30名战士，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申文祥：不能埋地雷，寻机杀日寇

　　人物简介

　　申文祥，1928年出生，江苏汝高人。1944年6月参加革命，16岁跟随地方游击队与日寇周旋。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随部队北上山东，1950年进入原徐州兵工厂担任检验员，1979年在南方公司退休。

　　“日军侵略者真狠毒，比电视剧演的更毒辣。”在申老的印象中，日寇每进村“扫荡”，就是一场浩劫。他对日寇印象最深的就是，走到哪，哪里就是一片灾难的火海。

　　当时，申文祥得知八路军游击队来到村子，动员大家抗日。一听说游击队是反抗侵略者的，申文祥就铁了心加入游击队。

　　“三四人共一杆步枪。”申老说，当时，日军封锁，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一直都很匮乏，“谁拿到一颗手榴弹，都会兴奋不已。”

　　第一次领到手榴弹，申文祥如获至宝。有一次，申文祥所在游击队，遇到一股日寇，他在战友的掩护下，抡圆了手臂，嗖的一声，手榴弹就伴着吃奶的劲儿冲进了敌窝，在掩体下，他听到炸弹的轰鸣和小鬼子的惨叫。

　　因战力不足，游击队打击日寇，多是采取一些迂回的牵制战术，而最常见的就是“地雷战”。当时16岁的申文祥年纪太小，不能上去埋雷，他就负责站岗放哨，一旦情况不对，立刻通知战士们撤退。

　　不能上场埋地雷，申文祥就寻找机会“过瘾”。有一次游击队长派他和战友去破坏日军的通讯设备。“我当时乐坏了，又能杀鬼子了！”天还没亮，申文祥与几个小战友，猫着腰潜入村子，摸到鬼子通讯用的电话线，“唰”地一刀下去，电话线应声变成两段。现在回忆起来，申老还津津有味。

　　申老说，他最希望的就是后代们不要忘了本，“今天的生活都是当时吃苦吃来的，现在吃穿不愁了，我们要感谢党，是他们救人民于水火，把我们带到幸福的康庄大道上。”

　　

　　龚俊德：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造弹药

　　人物简介

　　龚俊德，1925年出生，江苏南通人。原南方公司党委副书记。1943年参加革命，先后在江苏和山东等地的新四军兵工厂，为抗日部队制造子弹和手榴弹，1949年转入徐州兵工厂，1950年，调到株洲南方公司。

　　抗日战争时期，龚俊德的老家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1943年，18岁的龚俊德，走进了当地的新四军兵工厂，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做武器弹药，谈何容易。”龚俊德说，“但困难再多，咱必须想办法打鬼子啊。”

　　“整个兵工厂不到20人，只有拉风箱等简陋器材。刚开始的半年时间里，连一个手榴弹弹壳，都没弄成。”龚老回忆说，部队手榴弹、子弹等战场消耗品非常匮乏。

　　“那时候，我们造手榴弹有一个环节叫‘打泥芯’，很难把握，费了好多工夫。”龚老对那时的生产场景依然历历在目，用手比划着手榴弹壳子的造型。

　　当时，手榴弹铸模所需的砂子匮乏，龚俊德就去湖里挖湖砂，掺和着使用，但是湖砂含土量高，只能掺些面粉。说到这，他有意放慢了语速，用手拍了拍桌面，说道：“那都是老乡们的粮食，宁肯自己不吃，也留给我们用。”

　　“造手榴弹需要生铁。”龚老说，当时苏北一带盛产棉花，每家每户把自家废弃的机器和铁锅送来，甚至把好的东西都打碎了送来，“当我们知道生铁的来源后，连炉渣上的剩铁也一点点地敲出来再用。”

　　聊起那段历史，作为一位抗日老兵，龚俊德对战胜法西斯侵略者，是发自肺腑的自豪与骄傲。

　　

　　于淑敏：送信路上，子弹从额头前飞过

　　人物简介

　　于淑敏，山东烟台人，1928年出生，1945年2月参加革命，中航工业南方离休老干部，曾在抗日战争中任交通员、妇女队队长。

　　四十年代初期，残暴的日军法西斯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于淑敏的父亲秘密加入地下革命工作，在县城的八路军抗战临时办事处。

　　当时，村里来了一名年轻的“王姐”，和村民们走得近。92岁的于老回忆说，她讲的一些事理，把自己的心“照得亮堂堂的”，她还教大家唱抗战歌曲，很振奋人心。

　　于淑敏当时并不知道，“王姐”是一名地下共产党人，但她讲述的故事，在于淑敏的心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王姐”引导下，1945年2月，于淑敏成为一名交通通信员，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能够秘密为党工作，既兴奋又紧张，但没有害怕。”于老回忆说，亲眼目睹日军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她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提高警惕，想方设法完成送信任务。

　　每次她都把信件塞进袜子里，天不亮就赶路。她选择自己熟悉但人烟稀少的路赶，“近的地方，有几公里；远的到了掖县一个村里，来回20多公里。”

　　“虽说没有上阵厮杀，但每次送信路上，都面临生死考验。”于老说，组织发给自己一个手榴弹，并嘱咐她“有日军追击你，你就扔出去”。于淑敏自己也琢磨出一些经验，“一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早发现危险，做好应急准备；二是一路上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任何人，尤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于老回忆，在一次送信途中，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日兵冷不丁地在背后打了一枪，“嗖”地子弹冒着烟，从她额头前飞过，“我一飞身直接跳进荒草野坡下”，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护送紧急信件时，于淑敏恰遇抗日小分队追击日寇支队。于淑敏在寻找掩体时，一颗子弹从她左胯擦过。至今，留有伤疤。

　　

　　禹永新：保护首长，犹如保护军队“心脏”

　　人物简介

　　禹永新，1923年7月出生，河南省滑县人。1939年7月参加八路军冀鲁豫支队，1940年10月入党，1941年任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司令部警卫员，曾在苏北地区参加过“两淮战役”。在东北期间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

　　92岁高龄的禹永新老人，精神矍铄。

　　他的下颚，留有当年被日军炮弹片穿伤的疤痕。

　　“警卫战士，就是首长身边的机动力量和战斗预备队。”在禹老的抗战记忆里，他感慨最深的就是战争没有前线与后线之分。

　　1941年下半年，苏北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攻坚阶段。日寇集中近两万兵力，在伪军配合下，对江苏盐城的新四军三师，进行疯狂“大扫荡”。

　　一次夜间行动中，禹永新所在一支小部队与日伪军激战过后，准备撤离时，被敌军的正规部队包围。禹永新作为黄克诚首长的警卫员，与警卫连的几名战士分头掩护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副政委李雪三时，后面冒出一支日寇追了上来。

　　禹老说，当时，他握住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向日军开枪，又抡出一枚手榴弹，把鬼子炸蒙了，“有三四个鬼子倒下，其他鬼子躲一边去了”李雪三大叫：“永新，打得好，快把背的东西丢掉，快跟上来了！”

　　1943年春，禹永新被任命为新四军三师八旅司令部警卫连警卫班班长。

　　1944年10月19日，我方对日寇占领苏北射阳县的合德镇反攻，经过三个小时猛攻，部分幸存的日伪军请求与我方谈判。

　　“谈判就在临街的民房里。”禹老回忆说，日伪军来了两名军官，谈判伊始，他和其他警卫员在门外，忽然，瞥见日兵正扛着机枪。屋里又传来一阵“吼叫”，他和几个战士冲进屋内制服敌人后，大喊：“首长，撤！”

　　混乱中，有一小股敌人向我们冲过来，“我抬手一枪，毙掉一个领头的日伪军官。”禹老说，这时，潜伏在附近的八旅二十二团前来支援。

　　记者问起禹老下颚伤疤时，他双手颤抖着，说：“这个下颚的伤疤，印证着革命的光荣。”原来，1945年4月25日，江苏埠宁战役打响后，在一轮对日伪军进攻中，一颗手榴弹在他不远处爆炸，弹片穿伤了下颚，三颗牙齿也被打掉。

　　这场战斗中，在八旅的前线指挥所，张宗海带领警卫班战士，保护在政委李雪三身旁，禹老说：“外面枪林弹雨，指挥所争分夺秒，如果首长出事了，那军队就会失去核心。”

　　

　　张庆功：军民团结庆胜利，山在欢呼水在歌

　　人物简介

　　张庆功，1926年11月出生，山西省沁源县人。1942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3年入党。在部队历任班、排长、文化教员，连队指导员、省军区青年干事、股长、营教导员、党委书记、公安大队政委。离休后现居株洲。

　　“八年抗战求解放，消灭日寇理正当。军民团结庆胜利，山在欢呼水在歌。”86岁的抗日老兵张庆功，仍能回忆起日本投降时，自己即兴写的一首诗。

　　1942年，16岁的张庆功满含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参加了八路军。他所在的二野四纵八团，一直战斗在抗日的前线，直到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投降。

　　同年冬天，在山西沁源县一个“烧人沟”的村庄，日寇从山里搜到80多个老少群众，赶进茅草屋内，用枪逼着年轻人在屋外堆置茅草点燃，“鬼子在屋外哈哈大笑，屋内村民被烧得痛不欲生。”张老说，身上着火的村民跑出来，鬼子一枪一个，老人和婴儿都不放过。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山西省同蒲铁路、北晋铁路一带，仍然有日寇军固守据点，负隅顽抗。1945年8月下旬，张庆功所在八团，奉命收复日寇盘踞的霍县老张弯镇。

　　“都投降了，日寇还要残害老百姓，你说可恨不？”张老眼里浸润着泪水说，日寇盘踞6年之久的老张弯，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受尽了鬼子的残忍摧残。

　　驻守在老张弯的日寇大约有250人，营区与碉堡、战壕通连一起，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到了拂晓，从营区里冲出100多日军。“当时，我们只有25人，采取边打边退的战术，把敌人引诱到土山包下面，利用地形牵制敌人，另一小队战士在日寇老巢放火。”经过2个多小时，来来回回拼杀，近百名伪军缴械被俘，其余日寇全部被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