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同性恋举行婚礼 父母颁发“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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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长沙同性恋人孙文麟、胡明亮举行婚礼。孙文麟的母亲和胡明亮的父亲出席。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陈轶男/摄

　　“本证书仅供娱乐”，孙文麟和胡明亮领不到结婚证，买了一本戏谑式的，贴上二人的合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轶男/摄

“结婚证”终于来了。

　　婚礼开场前半个小时，这两本从武汉发货的证件才有惊无险抵达长沙的会场。不同于平常的结婚证，上面没有钢印，“有效期：一生一世。”

　　来帮忙的志愿者匆匆贴上孙文麟及其同性爱人胡明亮的红底免冠合影，又用黑色签字笔填上两人的名字。照片太大，几乎超过了证书的宽度。

　　“孙文麟和胡明亮正式确定为夫妻关系”，两本假证一本正经地宣布。虽然，连盖在上面的红色印章指代的“中国幸福委员会”都不存在。

　　“本证书仅供娱乐，勿作他用。”最下方印着一行小字。

　　尽管如此，当孙文麟的母亲将这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棕色小本子交给他时，这个一向冷静寡言的27岁男人红了眼眶，婚礼的来宾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他们选定的“婚期”是2016年5月17日，提倡多元性别平等的“国际不再恐同日”。此时距离孙文麟试图结婚领证已经过去将近一年。在他出生的第二年，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分类》中除去，同性恋不再被视为精神疾病，“国际不再恐同日”由此而来。

　　2015年6月23日，孙文麟和胡明亮带着户口本去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不出意料被工作人员拒绝。婚姻登记处主任对他说：“如果你带个女的来，我现在就发证给你。”

　　如今，他和胡明亮携手站上了婚礼舞台。作为中国“同性恋婚姻登记第一案”当事人，他在一个多月前向基层法院起诉了民政局，等来了败诉的结果。他们随后向长沙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决定要举办一场让社会看得见的公开婚礼。

　　他们还众筹发起“100场同志婚礼”项目，希望将同性恋者的婚姻诉求告诉社会。

　　现在，第一场开始了。

　　曾是一名单身主义者的他，觉得自己必须追求婚姻

　　为了这场未获婚姻登记处承认的“婚姻”，很多人忙了很多天。

　　5月15日下午，长沙库爱餐厅3楼的一扇木门背后，圆桌边的15个座位陆续坐满了人。有在校大学生、年过半百的工人，还有成家生子的“直男”。他们都是孙文麟从网上招募到的志愿者，共同参与两天后婚礼的筹备。

　　这是一场效率颇高的临时会议。两个半小时内，会场布置、婚礼流程、背景音乐等诸多细节被一一敲定。有人提议在婚礼后增设现场相亲环节，被以“不好掌控”的理由否决。还有人问，有没有“嘭地一下”喷彩带的东西，免费提供服务的婚庆公司负责人急得直拍桌子：“我又不是哆啦A梦，我怎么能什么都有？”

　　白净纤瘦的孙文麟坐在靠里面的位置，听着这些大多与他初次见面的人七嘴八舌地讨论，多数时间在安静地抽烟和嚼槟榔。

　　在烟雾缭绕的桌边，逐渐成型的不仅是他的婚礼，也是“100场同志婚礼”项目启动仪式。这个项目是败诉之后，孙文麟和几个朋友想出来的。他还将征募99对同性恋伴侣，为他们公开举办婚礼。

　　他在12岁时就发觉自己喜欢同性，3年后，中国官方才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男性同性恋人数数据。卫生部门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名男性同性恋者。

　　26岁时，他遇到了想共度一生的爱人——比他大10岁的保安胡明亮。在他寻求真爱的这些年里，世界上陆续认可同性婚姻已有20个国家。

　　“我就是想让同志伴侣以办婚礼的方式来提高能见度。”孙文麟说，“让大家不能再说这个国家没有同性恋人群的存在，不能再说同性恋没有结婚的诉求。”

　　在遇到胡明亮之前，孙文麟从未想过结婚。自小父母离异、跟时常吵架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他，长期是一名单身主义者，直到“一见钟情”。

　　他们很快就同居了。胡明亮性格温和，对孙文麟十分体贴包容。“志趣相投”的他们还曾经一同经营茶馆，组织沙龙。孙文麟觉得，有胡明亮在身边，自己更加有力量面对一切。他们的“同志爱情”有一分“革命情谊”。

　　相爱半年后，两人有了成家的愿望。“你要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成为家人，你只能通过结婚这种方式。”孙文麟打趣说，“我们又不能互相收养。”

　　虽然结婚证只是一张纸，在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刻，他们可以用那张纸来证明互为爱人而非陌生人，从而有权利在对方的病危通知书上签字。

　　婚姻还涉及财产继承、购房补贴等一些现实利益。

　　孙文麟和胡明亮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二三十平方米的开间里摆放着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开伙就满屋油烟。这是他们的婚房。除了在床边墙上贴了一面彩虹旗，这对“新婚夫夫”没有对婚房做任何布置。

　　对于婚礼的细节，孙文麟也没有设想太多。他唯一的意见是“更特别一点”，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说到捧花，说到异性恋婚礼的传统誓词，他都从烟圈后面幽幽地吐出两个字“不要”。

　　安排志愿者去购买小彩虹旗时，孙文麟才摁下烟头，不紧不慢地追问了一句：“到那边顺便买两本结婚证咯。”

　　他被爸爸踹翻在地

　　这两本“结婚证”，他们本想花9元去民政局领取。

　　然而，去年6月，他们在相识周年纪念日里手牵手到婚姻登记处时，对方以“没有法律规定同性可以结婚”为由拒绝了他们。

　　孙文麟不服，向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4月13日，法院一审驳回请求。5月5日，他再次提交了诉状。

　　婚礼的准备也并不顺利。离婚礼只剩4天，原先同意免费提供场地的婚礼场地工作人员突然告知，老板坚决不同意举办同性婚礼。场地临时更换为库爱餐厅。所幸，这家餐厅为他们免去近3万元的场租，并竭力配合布场。

　　婚礼两天前，孙文麟和朋友们召集志愿者开筹备会议，到场的只有10多人，远少于网上报名的人数。

　　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的募集。志愿者通过“腾讯公益”平台联系了十几家公募机构，没有一家机构愿意来认领“100场同志婚礼”的项目。

　　这一点让孙文麟始料未及。

　　志愿者们告诉他，这些公募机构普遍认为，同志组织的活动除了教育和培训类的之外都不属于公益活动，但他认为，人们实际上就是存在偏见。

　　募捐转向“轻松筹”平台。第一期众筹资金整体预算是8万元，截至目前仅有1万多元筹款。

　　这不仅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反而让他更坚定。他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写道：“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去推动其改变的一个领域，这也更加说明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做这100场同志婚礼，让所有人都记住这100场同志婚礼。”

　　对于同性恋处境的艰难，从“出柜”那一天起，孙文麟已经感知了13年。

　　14岁时，他在奶奶的生日宴会上当着远方亲戚的面宣布自己喜欢男生。虽然两年前， 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制作播出了“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这个位于省会的家庭没能与它碰面。

　　回家后，孙文麟被爸爸踹翻在地，然后被家人“轮流批斗”。

　　“你就说你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你怎么还能够跟别人讲？”“你应该为此感到羞耻。”“你这样讲出来，你让奶奶以后怎么在亲戚朋友面前做人？”

　　直到现在，孙文麟对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而那时“一不阅读二不思考”的他只能任由他们攻击，“没有任何武器”。

　　更让他心寒的是，那一天，他最依赖的爷爷奶奶没有为他说话，暗中理解他的堂姐也默不作声。家不再是“最温暖的港湾”，他不能原谅家人辜负了他的信任。那天以后，孙文麟学会了抽烟，开始跟家人冷战。

　　认为孙文麟应该“羞耻”的家人们并不知道，早在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将“同性恋”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被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

　　没有接收到信息更新的不只是他的家人。在“出柜”之后的若干年里，孙文麟屡屡面对各种网络论坛里指责同性恋“恶心”“变态”的词语，不知该如何回应。

　　今年案子开庭前，还有网友向他提问：“有研究表明，同性恋是一种病，你怎么看？”

　　那一项更改在孙文麟看来“悄无声息”。

　　“像美国、法国他们以前同性恋去病化的时候就是全国所有普通的民众都在那里讨论，所以公众对同性恋不是病这件事情印象深刻。”他皱着眉头说：“我们国家在同性恋去病化这件事情上依然没有做完整，CCMD3中依然保留了‘自我不和谐型’的同性恋。可以看到的是，‘治疗’同性恋的机构在中国依然猖獗。”

　　朴实的父亲微笑着说：“要得。”

　　察觉自己的性取向之后，孙文麟在网络聊天室里找到了不少成年的同性恋男子。他们往往告诉孙文麟，年轻时还可以“玩一玩”，以后总要像异性恋一样结婚生子的。

　　十三四岁的孙文麟对他们有些“看不起”，觉得他们活得好窝囊，不仅欺骗别人，回到家里还要扮演另一个人。

　　随着阅历的增长，他对这些人的选择多了一分理解。

　　2005年夏天，孙文麟无意中看到了一则让他永远无法忘记的新闻——伊朗将一对分别为16岁和18岁的同性恋少年处以绞刑。

　　在距行刑地5000多公里的中国长沙一家网吧里，16岁的孙文麟颤抖着点开了这两名同龄人被蒙上眼罩、套上绞索的照片。

　　“太难过了。”孙文麟回忆说，那一次震惊世界的残酷行为让他意识到，面对社会存在的不合理，敢于面对真实的自我已是一种反抗。

　　让他震惊的还有新闻下面的评论，有网友说，这种人就“活该”被绞死。

　　高三之后，孙文麟开始大量阅读与同性恋相关的学术资料。

　　他了解到，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一群非常激进的同性恋者。他们冲进了美国医学会的会场，去撕海报、抢麦克风，宣告同性恋不是病，要求精神医生赶快停止对同性恋的“治疗”。

　　“当时有很多人，他们不但不来争取权利，还斥责那些冲进会场的同性恋太激进。”孙文麟加重了语气。正是那批“激进分子”的努力，促使医生认真倾听。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便将同性恋剔除出精神疾病分类。

　　孙文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不逃避！

　　孙文麟至今能复述2005年西班牙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时总统说的话：我们国家虽然不是第一个，但我相信我们国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整个人类世界都会被两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所驱使去推动同性婚姻合法，这两种力量就是自由和平等。

　　2013年，法国司法部长陶比拉发表了支持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演讲。她透过历史和法制史的脉络，层层铺述了有关婚姻、家庭的种种重要改革，告诉人们把婚姻和收养开放给同性伴侣、让婚姻不再限于某种类别的公民而成为普世的制度，正阐明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孙文麟觉得，她讲出了自己想讲的话。

　　第二年的母亲节，他约母亲到长沙橘子洲头散步。3个多小时，他用这番论述打动了母亲。这位曾在14岁儿子向自己“出柜”时质疑他“赶时髦”的母亲，彻底站在了儿子这一边。她支持他去争取平等结婚的权利，她告诉孙文麟，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要在乎的是自己。

　　与此同时，经过与胡明亮的一段时间接触，孙文麟祖父母的态度也渐渐发生变化。就连从来不给胡明亮好脸看的孙父，也在去年中秋节家宴后第一次主动对他说话——“以后孙文麟就靠你好好照顾了。”

　　今年春节，孙文麟跟爱人回湘潭农村老家。当着他的面，胡明亮对一辈子干体力活儿的父亲说：“这是我要待一辈子的人。”

　　朴实的父亲微笑着说：“要得。”

　　就在他们去民政局申请的第3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同性婚姻合乎宪法。这一结果意味着同性婚姻在全美50个州全部合法，美国也因此成为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不管怎么说，5月17日14时，孙文麟和胡明亮的婚礼举行了。

　　没有婚宴。每个到来的宾客都能从入口处领到一面小小的彩虹旗。挂着彩色气球的白色座椅环抱着中央舞台。

　　孙文麟事先关于工作日下午没人会来的担忧被证明是多虑了。不仅200张座位被坐满，会场外围还站了一圈人。网友，逃课来的大学生，中老年人也不在少数。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

　　在司仪的引导下，身着西装的新人携手走上舞台。这十几秒的路程，他们走了两年。

　　觉得自己平时关心公共事务、不善说甜言蜜语的孙文麟对爱人补上了迟到的求婚誓言：“我非常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陪着我去做一些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打开了非常多一辈子都不会打开的地图。你愿意与我共同扶持、互相照顾，成为我的爱人吗？”

　　孙文麟的妈妈和胡明亮的爸爸上台为儿子们颁发“结婚证”。

　　胡父用“开心”二字回答司仪抛来的所有问题，孙母为新人送上祝福： “妈妈现在的心情很激动。我想祝福我的儿子孙文麟，还有另一个儿子胡明亮，幸福快乐相伴到老！”

　　为了增添喜气，她今早决定，在之前准备的服装外面加上一件红色开衫。而就在婚礼前一天，她坐在儿子家里，一边往喜糖上贴婚礼标志，一边忍不住对记者哭了起来。

　　“我的心情太矛盾了。”她抽泣着说，一方面支持儿子，另一方面充满担心，不知道儿子能“撑到什么时候”。像他这样出头的人太少了。

　　“妈妈再支持你，又能帮上你什么呢？”母亲泣不成声。

　　“你可以的，现在安静一点就帮我了。”儿子平静地回答她。

　　站在婚礼现场，这位47岁的母亲紧紧握着儿子的手，呼吁所有像她儿子一样的同性恋者站出来为自己发声。“要为自己争取权利。”她提高了声音，“婚姻的、家庭的权利！不要还没做就说不可能。我会永远支持你们。”

　　两位长辈与新人在婚礼上紧紧抱在一起。很多人看哭了。

　　满场不见一个“囍”字。满场挥舞着彩虹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