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精神”——阳明文化的另一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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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精神”——阳明文化的另一种延续 来源：贵州都市报 文/杨雄 　　500年前的明正德元年(1506年)10月，时任兵部主事年仅35岁的王阳明因“抗上”之罪，在遭致“廷杖四十”的羞辱惩罚后，被驱逐出京城，谪贬数千里外的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当龙场驿驿丞。在此后的两年间，他处于逆境之中“居夷处困”，整日“端居默坐”，默记《五经》要旨，领悟孔孟之道，省度程朱理学，从而摆脱了“以经解经”的羁绊，大彻大悟，创立了“知行合一”学说。 　　500年后的今天，贵阳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贵阳精神”中，首次将阳明学说中的精髓纳入其中，作为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的精神动力，并勉励自己在这个精神推动下，高效行事，从而使政府部门逐渐转变为高效能的服务型政府。 　　然而，阳明文化对贵州的影响远不止此。 　　“玩易窝”悟道 　　公元1508年的春天，冷寂的龙场驿道。 　　迎面走来一位风尘仆仆的官员，面容憔悴沧桑，在他的背后，跟着两位同样疲惫不堪的仆人。这个官员就是两年前因“抗上”而遭“廷杖四十”，并被谪贬的王阳明。他要去的地方是龙场驿站，他将是这个驿站的新驿丞。 　　龙场驿站，奢香夫人在明初洪武年间开水西九驿中的首驿。此时，龙场驿却已渐荒僻，37岁的王阳明没有在这个群山交错荆棘丛生的地方找到住处，渐已荒僻的驿站连住处都没有了。 　　离龙场驿不远处，有一座小孤山，山下有一个洞穴。洞穴四周藤蔓缠绕杂树丛生，洞虽不甚深，却可容纳百人左右。与其他洞穴不一样的是，这个洞穴不是藏匿在深山或悬崖间，而是处于旷野平畴之际，周遭三五农舍里炊烟袅袅，鸡犬声御风而来。 　　王阳明和仆人住进了这个洞穴。后来，这位落魄的驿丞因每日在洞里研读《易经》，他便把这个洞穴命名为“玩易窝”。 　　数日前，本报记者在探访玩易窝时发现，小孤山已经没了，洞穴尚在，周围已被当地政府新添了一堵青砖围墙。从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门进入这个荒草丛生的园里，从后人修筑的石阶走进洞穴，阴暗和潮湿扑面而来，一片泥土和枝叶腐败的气息。 　　初到龙场驿数日，这位前兵部主事自取柴薪，汲水做饭，但却心乱如麻，恍恍不可终日。悲愤忧思无法排解，终夜不能入眠。起而仰天长啸，悲歌以抒情怀。 　　两年前的10月，武宗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受“先帝托孤之命”的一班老臣，如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联名上书恳请武宗亲临朝政，要求诛杀刘瑾等奸臣，结果反被刘瑾诬告刘健等居心叵测，“意不在刘瑾而在皇上”。 　　武宗听信谗言，竟将刘健等人的“忠心”视为“恶意”，逮捕下狱，革职查办，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随后，武宗还将21名南京六部中联名上书，请求皇帝“黜奸回，留硕辅，以安社稷”，公然弹劾刘瑾，为刘健等人伸冤的戴铣、李光翰、薄彦徽等一干人逮捕法办，廷杖之后削职为民。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当时在兵部清吏司任主事的王阳明，年方36岁，血气方刚，愤激之下，挥笔写下了为戴铣等人鸣不平的奏章，冒死进谏。皇帝一见奏章，怒不可遏，当即下诏将王阳明廷杖四十大板，并将他发往贵州，贬为龙场驿丞。 　　王阳明很快排除因“抗上”导致谪贬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很快就开始精心“悟道”。在玩易窝，王阳明在短暂的时间里，悟出了“心即理”之道，并最终形成了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王氏学说。 　　渐渐地，王阳明和当地百姓相处融洽。当地的一些小孩儿也经常前来听他吟诗、唱歌和弹琴，而他也经常教孩子们写字和一些琴技。 　　公元1509年夏天，王阳明从玩易窝搬迁至距驿站1.5公里处的龙冈山东洞。这里洞厅宽敞明亮，最宽处约10余米，高约4米，南北相通，深约40米，深得王阳明欢欣，随后将这个洞命名为“阳明小洞天”。 　　书院传道 　　从阳明小洞天右侧的石阶走上去，粉色的落花满地，芬芳扑鼻。石阶尽头，是一座别致的院落，院落位于阳明小洞天的头顶上。院落左边是一幢白色的飞檐翘壁的房屋，门脸上镌刻着“王文成公祠”几个红色大字。屋内空无一物，有些清冷。 　　500年前，这个30多平方米的空间是一座草屋，这座草屋就是当年王阳明创办的龙冈书院。这个书院是当时我国明代著名的书院之一。 　　书院虽然办起来了，但条件极为简陋。没有桌凳，学生们就围着王阳明席地而坐听讲，讨论和习字。没有课本，王阳明就默写《五经》并注以自己在龙场所悟的体会，称《五经臆说》作为教材教授给学生。 　　由于当地多为彝、苗、仡佬等少数民族学生，刚开始，他和学生之间语言不通。后来，王阳明采用歌咏的方式，把所教授的知识编成歌词，并配以越曲教唱，让学生边唱边学，以此解决了语言的障碍。 　　500年后，王阳明在教学上的一些方式，至今仍被后人所沿用。 　　教学上，王阳明不拘泥于成规，他采取问答、记问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他鼓励学生提问题，由老师回答或由老师先讲授，学生记录，然后再提出问题，或由学生或由老师回答，王阳明的这些教学方式让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容易学懂和掌握所学知识。 　　此外，在教学中，王阳明非常注意对学生的全面培养，除授以《五经》等内容外，还教以弹琴、投矢、骑射等技艺，并重视对诸生施以“道”(德)、“义”之教，每日清晨师生要参揖问好，然后才进行教学。 　　后来，陈宗鲁和汤伯元等16人成为王阳明第一批嫡传弟子。 　　研究王阳明文化达20多年的学者，贵阳王阳明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晓昕说，在王阳明来贵州之前，贵州是没有科考考点的，当时贵州的考生要参加科考，只能去云南。而中央政府给云贵两地的总指标是50人，贵州能考取的考生寥寥无几。 　　转机在王阳明创办学院讲学后出现。嘉靖十四年，中央政府在贵州也设了考点，分配给贵州的指标是25人。 　　明正德四年(1510年)四月，席书继任贵州提学副使(时任贵州分管教育的高官)，他在贵阳继修文明学院，于当年十月竣工，并从全省选拔了200多名优秀学生。一切都准备停当后，贵阳的文明学院缺一位像王阳明一样博学的老师。 　　之前，席书就接受了王阳明的“心即理”的观点，并曾和王阳明有书信往来。贵阳的文明学院竣工后，席书率诸生到龙场向王阳明行拜师仪式。王阳明为之感动，欣然应允于当年的十一月前往文明书院讲学，而龙场诸生也随其至贵阳就学。 　　一时间，文明学院学子蚁聚，风气大开。后人评价，他在贵州的讲学，对于贵州教育，特别是自由讲学之风，起了推动作用。有统计数据显示，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止，贵州的教育从明代以来，曾先后达到了6000举人，600进士的局面。 　　“贵阳精神”背后的阳明文化 　　2008年1月3日，贵阳市委《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正式公布。在这个“决定”中，首次提出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贵阳精神。而其中的“知行合一”正是阳明文化中的精髓部分。 　　这一次，贵阳市委将这一精髓纳入“贵阳精神”中的首位，被观察人士认为是阳明文化的精髓部分已成为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的精神动力，并希望在这个精神推动下高效行事，从而使政府逐渐转变为高效能的服务型政府。 　　“对于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来说，是否做到了‘协力争先’，同样要看是否做到了‘知行合一’。”针对贵阳市委将阳明文化的精髓纳入“贵阳精神”的做法，贵阳学院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赵平略撰文评价说。 　　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李友学则表示，贵阳市委将“知行合一”作为贵阳城市精神的一部分，正是在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在合理“内核”和积极因素的基础上，赋予时代基础内涵，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建设相协调，要求贵阳全市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认识与实践相结合，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克服“说得多，做得少”。 　　此外，贵阳学院马列部副教授周术槐也表示，“当前，贵阳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将阳明先生所提出的‘知行合一’作为当代贵阳精神的重要内容，这不能不说明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贵阳现代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现代城市，要扩大其影响，要提高其形象，不能没有丰富的、极富特色的历史文化作支撑。贵阳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过程中，重视阳明文化的历史作用，这是富有历史文化眼光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