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网络造谣、传谣”关进法治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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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开始实施。在第291条中增加一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1月1日中国新闻网）
　　
　　许多媒体将这条新闻解释为，从2015年11月1日开始，“网络造谣传谣将入罪”，其实并不准确。例如，刑法早就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同时，“两高”在2013年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明确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而这几年，在网络上造谣、传谣被判刑的，不乏其例。
　　
　　但是，《刑法修正案(九)》专门规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信息罪，仍然是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一方面，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定罪的范围比较狭窄，限定于“虚假恐怖信息”，而此次的罪名大大扩大了范围，将“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信息”都囊括其中，而这些信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造谣和传谣确实比较容易扰乱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两高”的司法解释虽然将在网络上造谣、传谣解释为寻衅滋事罪，但是，一来司法解释法律阶位比较低，其法律效力没有刑法那么高，容易遭致质疑，二来，将网络造谣、传谣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法理上并不是特别讲得通。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新罪名，可谓是将网络上造谣、传谣实现了真正地关进法治的笼子里面。
　　
　　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要净化网络环境，保障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也要防止某些地方和某些官员借此罪名来打击公民，掩饰和隐瞒公共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将公共权力关进笼子里面。那么，准确理解和适用这一罪名，才能实现真正将网络造谣、传谣关进笼子里，而不是将公民权利关进笼子里。
　　
　　首先，在主观上，网络造谣、传谣一定是要故意，如果不是故意，则不能对公民治罪。例如，编造谣言当然不允许，但公民对政府公布的不合情理的公共信息提出有理有据的质疑，就不能视为造谣，而是应当由政府出面进行澄清和解释；再如，公民不能传谣，但是，如果公民在不知情的情形下，且政府并没有在及时公布信息时转发了相关的谣言，也不能视为传谣。
　　
　　其次，适用这一罪名的范围一定是编造或者传播了“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对于编造或者传播了其他虚假信息，比如某商品热销的信息，可以用其他手段，比如行政手段处罚，但不能治罪。这一罪名的范围明显比“两高”司法解释的范围更窄，“两高”以寻衅滋事罪定罪的信息可以是任何信息，但刑法修正案（九）的虚假信息是特定的。因此，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后，不能再适用“两高”关于这一问题的解释。
　　
　　最后，司法机关在适用这一罪名上，一定要注意到，可以适用这一罪名的必须是编制和故意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有些网络造谣、传谣虽然是故意的，但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则不能适用这一罪名。对于这一行为，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安处罚，不能动辄就以刑罚来伺候。至于何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可借助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例如“致使机场、车站、码头、商场、影剧院、运动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秩序混乱，或者采取紧急疏散措施的；影响航空器、列车、船舶等大型客运交通工具正常运行的；致使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厂矿企业等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等活动中断的；造成行政村或者社区居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致使公安、武警、消防、卫生检疫等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等等。文/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