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杭州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一派生机盎然的情形,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 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显示出高兴的神情,而是一脸凝重地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没人能够了解毛泽东此时的复杂心情。 的确,蒋介石和毛泽东曾是一对“老冤家”。从1927年开始,这两位20世纪不可或缺的重量级政治人物,缠斗了大半辈子。但到了1970年代,他们都步入晚年时期。当年的恩怨情仇已渐渐淡化。 在蒋介石这边,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思乡之情。他多次公开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1967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美国由于不愿卷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漩涡,于是有了两个中国的想法,借此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毛泽东则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介石“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约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1973年春天,他又打算派专机送章士钊老先生飞香港,要架通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桥梁。但章士钊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 197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陈立夫和谈心切,没等共产党回音,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毛泽东给予了积极反应。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可是,没有等到和谈正式启动,蒋介石就永远地走了。他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将来有一天葬到大陆去。 据未被证实的消息源称,毛泽东私下为蒋介石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说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著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 这首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泽东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泽东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