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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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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3 21:45: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5月,宋徽宗的第9个儿子、钦宗之弟、刚满20岁的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称帝,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在南下金兵的追击下,宋高宗赵构步步南逃,最后在临安(浙江杭州)站稳了脚跟。南宋历7世9帝,1279年为元朝灭亡,国祚长达153年。

对于南宋,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长期以来坊间的不实传闻,一直来对它的评价不高,误解很深。其实,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颇有成就,尤其在思想文化上,南宋对后世影响之深,更是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以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今天南宋虽然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在许多方面仍深深地留下了它的烙印。

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南宋,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重用知识分子

充分发挥了他们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

南宋继承了北宋以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传统,通过不讲出身和财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制度,吸收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队伍,从宰相到各级政府部门的第一把手,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出身。

南宋统治者十分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对他们不杀少辱,即使在秦桧专权的绍兴年间,也没有一位因反对和议而遭到杀害。南宋也极少搞政治运动,惟一一次是“庆元党禁”。这场被后人说得满城风雨的党禁,却一个不杀,基本不抓,只是流放了数人而已。

南宋统治者给知识分子以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即使太学生,也是“谠论简发,言侍从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士大夫更是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自由从事学术研究。国家遇有大事,多不出自帝王独断,而是召集大臣集议,然后施行。

士大夫出于家国情怀,对帝王的过失甚至家事,不仅能直言极谏,有时还会采取反制措施。如光宗后期患有精神疾病,加上受到杨皇后的挑拨,在孝宗死后,拒绝为他主持丧仪。有关大臣在多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策划拥立皇太子继位,从而使南宋政权避免了一场危机。理宗好色,工部侍郎牟子才上书规劝不成,便在太平州(安徽当涂)建李白祠,亲撰赞语刻于石上,影射理宗是唐玄宗,警告他终有一天会酿成亡国之祸,理宗知道后虽然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南宋士大夫开风气之先,公开反对君主独裁,他们对皇帝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认为:“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他们对于帝王的诏令,不是事事遵行,对于帝王身边的佞臣,也敢于与之斗争。如为高宗做了30余年御医、自称一刻都离不开他的王继先,因为弄权、不法,硬是被群臣弹劾而去。孝宗想给藩邸旧人龙某、曾某升官,中书舍人金安节便拒绝誊写诏书,给事中周必大也不予颁布执行,逼使孝宗不得不收回成命。

南宋帝王重用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能动作用,真正实现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种“君臣以义合”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封建帝王腐朽势力的发展,及时地纠正了他们在施政中的失误,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一件好事。

加强台谏官的作用

防止官员腐败的蔓延

南宋的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个分院,各有谏官(御史)多名,负责对包括宰相在内大小官员的监察。所有台谏官都由皇帝亲自任命,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为了使台谏官更好地履行监察权,赋予了他们许多特权:

一是可以根据道听途说对官员进行弹奏,“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官言而不实即犯诬告罪,台谏官不实则不加罪。这就为他们在弹奏中扫除了思想障碍,并容易将不法行为发现在萌芽之中。

二是不准杀害台谏官,即使他们得罪了君王和权臣,最多只是外调或降职使用,往往事过境迁,便官复原职,甚至再次获得重用。

三是台谏官独立行施弹劾权,他们可以拒绝宰相甚至帝王的指使。正因为台谏官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并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所以官职虽然不大,一旦被任命,“即权重宰相”。

为了解决官员多而台谏官少的问题,南宋政府又给路一级的长官以监察之权,一方面让他们互相监察,另一方面共同监察州县官,从而做到对全国官员监察的全覆盖。

注重儒家道德的建设

培养“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

南宋统治者以文立国,将建立儒家道德观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们懂得“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只有家庭和睦才能使社会安定的道理,所以首先大力提倡和表彰孝道。咸淳七年(1271),国事已岌岌可危,度宗仍命地方州县官对有孝行者具名上闻,以行表彰。既有孝子之称,又成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文天祥等人,他们所以产生在南宋,确有一定道理。“百事孝为先”,看来决非虚语。

与此同时,南宋统治者大力宣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观和责任担当,宣传“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高宗和吴皇后亲书石经近200块,经人篆刻后置于太学。理宗更遵奉理学为正统思想,将君臣、父子的等级名分,提高到“天理”的地位。

南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社会力量,将这种道德取向和核心价值观,传播到民间,既接地气又不留死角。各级学校学的是《四书》《五经》,科举考试的内容也离不开《四书》《五经》。州县官到任后,必将修贡院、兴学校、祭祀先贤、教化百姓作为先务。退休官员、乡绅、学者和塾师,这些地方精英,都积极参与到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中去。他们或制订各种乡规民约,规范人的道德行为,或通过学校授课,传播理学思想;或撰写治家格言、庭训,对普通民众进行“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则有如《千字文》《三字经》一类的启蒙读物。甚至在南戏和话本小说里,也不乏忠、孝、仁、义的故事,使田父野老在喜闻乐见中受到教育。

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南宋军民“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这对南宋政府在平定“内乱”和抵御外侮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统治者的立身行事 对百姓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

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并非单纯依靠教育和号召能够实现,最高统治者的立身行事如何,普通百姓都看在眼里:这样的国家是否值得“爱”?这样的君主是否值得“忠”?是摆在他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毋庸讳言,每个封建帝王都具有腐朽性,只不过多少而已,南宋帝王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们前有北宋因腐败而招致亡国的惨痛教训,后有金、蒙入侵的严重威胁,加之士大夫对他们的不断提醒和劝谏,所以从总体而言,腐朽程度不深,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百姓起到了表率作用。

一是减省宫殿、陵墓的兴筑,也不外出巡行。

修宫殿、筑陵墓、外出巡行,是封建帝王消耗民力、挥霍腐败的主要表现,南宋则不然。以宫殿而言,南宋皇城建在凤凰山原北宋杭州州治旧址,占地面积近50公顷,只及唐朝长安大明宫一座宫殿的七分之一,比北宋皇城也要小一半多。作为正殿,只有崇政、垂拱两殿,垂拱殿又与紫宸、文德、集英、大庆、讲武、祥曦6殿共为一殿,随事易名而已。两殿虽称大殿,大小与大州的办公厅没有两样。其他别宫,大多也是一宫数名,如高宗晚年居住过的德寿宫,先后改名为崇华、慈福、寿慈、寿康等宫殿,以供退位后的帝后使用。南宋宫殿的简朴,在历史上可谓仅见。

南宋有6个皇帝的陵墓在绍兴的上皇山,史称“宋六陵”。整个陵园面积为2.25平方公里,只及北宋陵园的七十分之一,各个陵墓皆浅葬,既无地宫,也不起陵,更不设石人、石兽。因为不像是一个帝王陵园,所以取名“拈宫”,表示此地只是暂葬,一旦收复中原,就要将陵墓北迁,当然这只是自慰而已。

历代帝王为显耀自己的权势和尊严,总要找个理由四出巡行,成千上万的官员、士兵和民夫都要跟随而行。他们所到之处,犹如蝗虫一般吃空州县,回跸后又有滥赏,扰民之烈,费用之巨,不可胜数,这在北宋也不例外。可是南宋帝王却不搞巡行一事。南宋定都临安后,除绍兴三十一年(1161),高宗为抵御金朝南侵而驻跸建康(江苏南京)一个月外,所有帝王都没有离开过临安一步,即便近在咫尺的西湖,在位帝王也很少去游玩,以免扰民。

二是多数帝王的生活,相对比较节俭。

南宋诸帝,生活相对比较节俭。以开国之君高宗而言,当时虽有一个士人写了一首《鹁鸽诗》进行讽谏,要他改养大雁,可以传达被俘虏北去的父兄音信。高宗知道后,就不再放养鹁鸽,还奖励了那位敢言的士人。作为一个帝王,饲养一群鸽子实在不算过分,有一代英主之称的唐太宗,不是也经常把玩着爱鸟吗?但后人因对高宗杀岳飞、订和议不满,遂借此说事。

应该承认,高宗在位时的生活,还是相当俭朴的,他曾多次下诏,禁止宫廷内外使用黄金饰品。绍兴十二年,生母韦太后从金朝南归,宰相秦桧为她准备的器物中,有的以纯金制成,高宗立即命人换成镀金的。大将入见,多以宝马、宝货贡献,高宗认为,马匹可供军用,就收下,宝货则一件不取,因为担心将领们会借此掊克百姓,有害军政。高宗吃的也很一般,即使猪肉和豆腐,也不是每天都有。但在他退位住进德寿宫以后,生活就变得奢侈起来,那是后话。孝宗、宁宗的俭朴,更胜过高宗。史言孝宗“自奉如寒士”,衣领洗了再洗,鞋子补了再补。宁宗在位30年,宫殿内外没有搞过一件兴作。只有理宗确实比较腐朽,兴作也多,但也没有达到肆无忌惮、不顾一切的地步。一次,理宗赐驸马杨震宅地,为此要拆去四旁民居。太学生方大猷的私宅也在被拆迁之列。理宗只得命宦官董宋臣携带礼物前去拜访,“视其值数倍酬之”。那么,理宗到底动用了多少国家财政呢?这里不妨作一个大致估算:若除去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十之八九要用于军费,再加上4万名左右官员的俸禄需要开支,供他兴作挥霍的钱财,恐怕也不是很多。所以,南宋极大多数民变,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容易接受招安,从中也可以看出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态度。

关心民生 有力地争得了民心

南宋“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国家对民生的关心,应该说是最主要原因。

积极参与南宋政治的士大夫,大多数出身于平民之家,加上长期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对穷苦百姓怀有一定的同情心。如曾知瑞安县的董煟,用多年心血,总结历史上所有救荒的经验,撰成一部《救荒活命书》,他对宁宗说:“我过了半辈子穷日子,晚年有幸考取进士。看到百姓因遭灾荒而贫穷潦倒,心里感到不好受。所以写了这部书进呈皇上。希望能将它颁行州县,以拯救天下的贫苦百姓。”董煟实为南宋士大夫中关心民瘼的一位代表。

就南宋帝王而言,他们好读书,比较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高宗以为自己在宫中“无一日废学”,凡以前有益的治道,总尽可能地加以吸取,而不是寻章摘句,为学而学。加上类似于董煟这样的士大夫,或在给皇帝上课时,或在奏折中,屡屡提醒帝王要爱民、惜民、恤民。这都使南宋统治者能较多地关心民生,建立起一套对弱势群体较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

第一,大力推行荒年救灾的政策。每次根据灾情大小,由朝廷下诏,延期或减免农民租赋,并给受灾民众赈济钱粮。

第二、实施一系列关心民生疾苦的措施,具体有以下4个方面:

减免利息欠负——高利贷是加深农民和其他百姓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高宗下诏:凡民间所欠私债利息过本者,可再不付息。此外,还多次蠲免公私债务,如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光宗下诏:免除百姓在淳熙十四年前的所有赋役积欠。南宋农民的赋役负担虽然很重,但得到的蠲免力度也不小。

实行医疗救助——南宋政府在临安府设置药局5所,名“惠民和济局”,负责收购和出卖药物,以保障药材质量,平抑药价,同时配置医生。疫情暴发时,则免费施药、施医。后来又把这项措施推行到全国。高宗还下诏告诫各州,要“合药散民”“毋多取利”。

普遍设置漏泽园——漏泽园即为公共墓地,用来安葬没有墓地的贫民和无主尸体。它的设置虽始于北宋后期,但到其末年,已经有名无实。进入南宋,漏泽园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设置,在多数州县,终宋之世不废。

重建居养院、安济坊、收养生活无着和患病贫民——这些机构虽然多数也始于北宋,但到后来同样都废止不行。南宋建立后,它们都陆续得到恢复,并被普及到全国。上述救助机构,多将医治和收养合为一体,有的规模还不小。如知苏州陈岘在淳熙三年(1176)所建立的居养院和安济坊,有屋65间,分310区,每区又分30个单元,“集癃老之无子妻、妇人无夫亲者,分处之。幼失怙恃,皆得舍焉”。里面生活设施齐全,“举无一遗”。除供应吃、住外,病给医药,死给葬具。为了保障居养院和安济坊的经济来源,地方政府筹集官田和民田1660亩,募民耕种,每年可得米700余石。其救助规模之大、设施之齐全,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值得肯定。

对此,元朝史臣不无赞叹地说:“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这当是南宋国家所以能赢得民心的重要原因,也是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能够获得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通过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正由于南宋的建立,遂使光辉灿烂的北宋文明获得了延续和发展。南宋在疆域不广、军力不强、外患频呈、百姓负担十分沉重的情况下,政权依然稳定,社会比较和谐,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最高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重用,增强了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感,并转化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他们对“忠君爱国”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扎实而富有成效,并不流于形式。他们对民生相对比较关心,便容易赢得民心。所有这些治国理政的经验,都值得后人借鉴和吸取。

当然,南宋毕竟是一个封建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和弊病,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此外,南宋抑制武人太甚,削弱了国防力量;对士大夫宽厚有余而执法不严,成为贪官污吏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某些士大夫崇尚清谈,心口不一,不仅于治道无补,反而有害于政事。以上这些,对后人也是深刻的教训。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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