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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阳一中旧址筑城广场见面,心情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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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校史碑,李佩琦情不自禁将脸贴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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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后贤(左)一家一家地上门请人参加同学会,走了十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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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国(右)老人代表全体同学赠送给一中架歼十飞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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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校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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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闺蜜”相见,分外亲切,紧紧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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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李盈 图/本报特约记者吴东俊
清晨,贵阳筑城广场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中。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只有老人们三五成群的在广场上晨练。
79岁的谢后贤一大早就来到了广场上,不同的是,他并不是来晨练,而是为了纪念。
谢后贤是贵阳一中1955届高中(初中1952届)毕业生,也是这一届同学联络会的会长。今年是他们毕业60周年。
为了庆祝,昨天,谢后贤和他的同学们在贵阳举行了“贵阳一中1955届高中学生毕业60周年聚会”。
60年前,这里还不叫筑城广场,而是贵阳市一中的旧址。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筑城广场并不只是贵阳的一个地标,更是他们青春时光的坐标。
所以,60周年同学聚会,老人们特意将活动首站,选在了这里。
昨天,参加聚会的有将近50人,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他们很多人是从全国各地赶来,还有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光阴的故事》的歌词里唱道,“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时光改变了这群老人的容貌,但是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初心。
“我们这一辈人,年轻时候兢兢业业,没有虚度一寸光阴,年老时候更要过好当下每一刻。”谢后贤说。
1
60年后,他们来相聚
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再次见面的我们 以及远去的笑声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
“1、2、3,茄子!”77岁的李佩琦和同学们在筑城广场上贵阳一中的旧址合影。
虽然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可是见到老同学,在昔日的母校旧址留影,他们都开心得像孩子。
合影结束,李佩琦把旧址上的几个纪念碑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她以前在贵阳工作,退休后就去了宁波养老。母校一中迁校之后,她还没有回来看过。
时过境迁,原来的学校现在就只剩下几块记录一中校史的纪念碑矗立在旧址。想到自己青春的时光,李佩琦情不自禁地将脸颊贴在石碑上。
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皱纹,可矗立在那里没几年的石碑,还是崭新的。
“时间过得真快,毕业时,我们还是青春年少,现在都已经快80了,都是白头发老人咯。”她感慨地说。
老校址的消失让人感慨,新校区的现代化则让老人们惊叹,“母校越来越强大。”
“新校区的设施太先进了,教学楼又好又现代化。”78岁的罗祖虞老人这次特意从昆明赶来参加聚会。他惊讶于学校的变化,“我们以前的操场就是篮球场那么大,现在的一中是标准化的体育场,现在的一中孩子们太幸福了。”
而让许克明老人在新校区的游览中,感到最激动的,还是参观校史馆。在校史馆,他看见了自己高中时代的老师们的照片。
他坦言,尽管住在贵阳,但是一中新校区他从来没有来过。“因为太怀念我们的老学校了。”
可是,在新校区能看到老师们的照片,还是让他心绪难平。他给老师们深深的鞠了一
躬,心里默默念道,“老师们,我来看你们了。”
“我感谢母校和老师的培养,他们教授我们文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他说,遗憾的是,这些老师现在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恩情,我永远记得。”
为了表达对母校的感恩,曾有空军大校军衔的朱建国老人,代表全体1955届同学赠送给一中一个歼十飞机模型。
“母校的恩情,我们唯有用自己的工作成绩回报。也希望现在的一中的孩子们,能够努力学习,不负母校的教育。”他说。
让谢后贤感到骄傲的是,他们这一届的同学可以说是人才辈出。
“比如有‘中国光盘技术之父’徐端颐;军用导弹专家余启伦;永磁应用专家夏平畴;我国水力发电自动化学术带头人苏开佛等。”他说。
而谢后贤本人,也是军用计算机标准化方面的专家。他介绍,在一中校史馆中的百位杰出校友中,有12位是来自他们1955届的同学。
“同学们是母校的骄傲,母校更加是我们的骄傲。”他说。
晚上,同学会在凯宾斯基酒店举行晚宴。凑巧的是,隔壁宴会厅正在举办婚礼的两位新人也是贵阳一中的毕业生。
两位新人听说老校友前辈们在隔壁,特意在迎宾时开了一会“小差”,带着来参加他们婚礼的20多位一中同学,给老人们每人送上了一只康乃馨。
“我们早就在微信上看到了老前辈们要举办同学会的消息,同是一中校友,我们感到荣幸和自豪。”新郎黄凡说,“送上康乃馨,也是我们对前辈表达敬意的一片小小心意。”
2
策划同学会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
同学会一天的行程比较紧凑,但是这群年近80岁的老人们,却不觉得辛苦。“我们高兴着呢,一点儿都不累啊。”老人们说。
其实,大范围举办60周年同学聚会的想法,来自陶锦。她是贵阳光阴故事文化传播公司的负责人。光阴故事专注为中老年人出回忆录和文集。
本来这一群老人找到她,只是想出这一届同学的相册和回忆录。但是在出书的过程中,对老人们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她觉得,在60周年这样的日子,不举行一场大范围的同学会,太可惜。
“他们是新中国第一届的贵阳一中毕业生,他们的人生观都很朴素,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物质至上的社会里,老人们的这种精神就显得尤为可贵。特别是这群老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不小的建树。”她说。
谢后贤和同学会的各位理事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经历大范围的筹办同学会。
于是,他们将筹备同学会的工作交给了陶锦。“这个姑娘做事认识、热情,我们放心。”谢后贤评价。
而实际上,对于陶锦来说,接下这个工作,并不赚钱。整个活动的预算在十几万,这些费用一部分来自陶锦拉来的中铁逸都国际的赞助,然后光阴故事公司再出一部分资金。
花钱又费力,陶锦没有拒绝老人们的委托,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在出书的过程当中,我们跟老人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事情做到最后,完全是对老人们的尊重和敬佩这股力量推动着我们。”她说。
而在整个同学会的筹备过程中,陶锦最大的感触是,老人们的生活也可以很快乐、时尚。
“虽然他们都已经七八十岁,但是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脆弱。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玩微信,有的人年纪这么大还在工作。他们的能量超乎我们的想象。”她感叹。
3
为自己鼓掌
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 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 有着依然的笑容
陶锦的感触,并不是对于老人的溢美之词。谢后贤老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谢后贤已经79岁了,可他还是个“空中飞人”。作为计算机标准化方面的专家,他一直没有退休。现在是住建部的顾问,在主持一项关于“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家庭”的项目,时常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
可是,即便在这样紧凑的工作节奏下,谢后贤还是挤出时间筹备同学会。在他的同学通讯录上,几乎每页都有名字被圈上了方框。
“60年了,我们很多同学都不在了,再不聚,等下一个十年,又不知道能来多少人了。”他说。
筹备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就是找人。除了20多年来经常参加聚会的十几位老人,其余的老人并不好找。
为了尽可能多召集老人来参加同学会,谢后贤和同学会的几位组委老人分头联系老同学。在外地的就打电话,在贵阳的就一家一家去跑。
尽管已经是头发花白,快80岁的老人,但是跑起同学会的事儿来,他还精力旺盛得像个小伙子。
谢后贤家人不在贵阳,没有专门的车子。去找同学的时候他就打车,有时候打车不方便,他就走路。
这样的游说,有时候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常常从同学家里出来已经过了饭点,他就随便在附近吃碗面,甚至有时候为了赶赴下一家,连面都来不及吃,就买个面包果腹。
很多同学一开始都不愿意参加,但是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动员,最终也都同意参加同学会。
“我拉也要把他们拉过来。”谢后贤坚定地说。
花费这么大的力气筹备同学会,谢后贤的目的并不止于让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相聚。
在他看来,他们这一辈人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但是由于很多原因,很多人的工作得不到认可,甚至坐冷板凳。
“没有人为我们鼓掌,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消沉,我们为自己鼓掌。”他说,“我想让大家通过这次同学会意识到,老年人的生活也可以很精彩。”
他认为,他们年轻时候没有浪费每一寸光阴,年老了也不应该虚度晚年,“放下名利,放下生死。不能因为生病、身体不好,就每天待在家里不出门,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刻。”他说。
4
那段美好的时光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 它天天的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的成长
这些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的老人,能够克服身体等方面的原因,从全国各地赶来贵阳参加同学会,除了因为是毕业60周年是一个大日子,更加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
冯济松的印象里,他们这一届的同学都特别团结。“我们之间都是相互帮助,共同成长。”回忆起当年的学生时代的生活,冯济松老人特别兴奋,一边拍拍他身边的老同学的肩膀一边说,“就像一家人一样。”
高中的时候,冯济松的理科成绩不是很好,为了帮助他提高成绩,老师都为他找了一位擅长理科的同学,辅导他学习。
其中,最让冯济松头疼的科目是几何,“怎么学都学不好。”辅导他几何的同学是朱登鼎,“每次下了几何课,他都会把课上老师讲的要点帮我复习一遍,然后再跟我一起预习第二天的课程。”冯济松回忆,他在学习几何课程中一遇到问题,就去找朱登鼎,而朱登鼎也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他。
这样一对一的帮助,几个月下来,冯济松的几何成绩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老师甚至将他的作业当做范本,张贴在黑板报上。
“老师就夸我解题的逻辑非常严密,书写也工整规范,”他得意地说,“我从一名几何后进生,成绩提高到作业可以当示范,都是因为朱登鼎的帮助。”
最终,在同学们的共同帮助下,偏科的冯济松顺利考取了四川大学。“没有这些同学,我就考不上川大这样的名牌大学。”他感叹。
不过,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朱登鼎已经在几年前“走了”。“可惜了,真可惜,我们前几年还经常聚的。”提到那些已经不在了的老同学,冯济松眼里的光黯淡下来。
不过,让冯济松感到幸运的是,在贵阳市一中的学生时光,让他收获了一生的挚友。
他和牟品文老人,现在是在三亚养老的邻居,两家就住楼上楼下。“不只是晚年,我俩从一中毕业以后,我在成都上大学,他在重庆上大学。然后又在贵阳工作退休。一直都离得很近。我们看着彼此从小伙子变成老头子。”他说。
而谢后贤老人记忆深处不能磨灭的时光,是全班晚自习的合唱。
那时候一个教室只有四盏灯,晚自习的时候,全班四十多人就把桌子移动到这四盏灯下面。
掩上教室门,全班合唱时间到。“一位同学起个头儿,全班同学就跟着一起唱。一边唱歌一边做作业。这是我们班独特的自习方式。”他说,在那样物资匮乏的年代,有这样一群同学,都觉得学习是件美好的事儿。
5
南明河的记忆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同学会的主题之一,就是怀旧,而这些老人提到最多的,就是在母校上学时关于南明河的记忆。
在朱建国的印象中,母校一中不仅在文化学习方面抓得严,还特别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
“上体育课,学好游泳是重中之重,不论男生女生,都要跳下南明河去学习游泳。那时候,一中的学生经常有代表贵州省出去参加游泳比赛的。”对于母校在游泳方面的教育,他颇为自豪。
游泳的本领,不仅锻炼了朱建国和同学们的身体,他们还用这项技能救过许多人。
“贵阳一中旧址三面环水,夏天的时候南
明河涨大水,有时候会有人不小心落水,下水救人的,常常都是我们一中的学生。”朱建国回忆。
而朱建国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一次下水救人。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朱建国跟同学们吃完午饭,拿着饭缸来到南明河边洗碗。
正在洗着,就听见对岸有人喊,“救人啊!”朱建国抬头一看,原来是不远处的水坝附近,有人落水了。他和同学们二话没说,扔下饭缸子,就往落水处跑。
时值冬季,南明河的水虽然没有夏季的水深,但是靠近水坝的区域,水流特别湍急。
朱建国从小喜爱体育运动,不但游泳好,也擅长跑步。所以,在跑去救人的七八个同学中,他远远地跑在最前面。
朱建国一边跑一边看见,在湍急的水流处,有两个小孩子一起一伏地在河里挣扎。
他急忙脱下大衣,连里面的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就跳进水里。冬天的河水,冰凉刺骨,但是朱建国当时根本顾不上这么多。
“我游到两个小孩子身边,他们都已经沉到水里了,我好不容易抓住了其中的一个孩子,一只手抓着他的头发,使他浮到水面上可以呼吸。然后又去找另外一个孩子。”回想起50多年前的救人场景,朱建国记忆犹新。
他回忆,另一个孩子恰好被水冲到了他身边,于是他又一使劲,用另一只手提起来了这个孩子。
朱建国抓着两个孩子吃力的向岸边游,手空不出来,就只有用脚蹬水。“还好他们落水的地方离岸边不远,冬天水也不是很深。到了岸边附近,我一站就站起来了。”他说。
最终,两个小孩子得救了。可是朱建国就只有穿着一身湿透的衣服,上了一下午的课。
在朱建国看来,学校强化的包括游泳在内的体育锻炼,为自己良好的身体素质打下了基础,也是他能够考上空军航校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直到现在,朱建国还坚持着游泳的习惯,“每天早上5点半到6点半游泳。因为游泳,我基本上没有老年病。”他颇为自豪的说,自己这次就是坐着动车从北京来贵阳的,“8个多小时,一点儿不觉得累。”
对于高中时光的南明河有美好记忆的,还有谢后贤老人。
在一中上学时候,同学们吃完午饭都要自己洗碗。一到洗碗时间,同学们就来到南明河边。
学生们的玩心大,见到水就开心得不得了。于是,洗碗时间,就变成了玩耍时间。
“同学们就相互泼水,嘻嘻哈哈闹得欢腾得很。”谢后贤说。
尽管已经从学校毕业60年,可是,在南明河畔跟同学们玩水的场景,却经常在他脑海中浮现:
从南明河里跳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着七彩的光彩,同学们的无忧无虑的笑声可以传得很远。
“那真是欢乐的青春时光。”谢后贤老人感叹,这些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晃眼间,我们都是80岁的老人了。岁月不饶人,但是我们庆幸没有辜负人生走过的光阴。”
在谢后贤的心目中,自己还不算老,“我们是‘80后’,下一个十年,还要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