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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长沙人怎样过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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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6 14:27:1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今年长沙街头圣诞节一幕。
  橘子洲上的海关公廨,昔日这里每到岁末所发出来的休假公告,让人看到了中西节日在这里已经发生了融合。
  1923年12月24日长沙《大公报》第七版广告刊载中华书局用“圣诞节和新年快到了”等字眼的促销广告。
  1925年12月22日长沙关税务司在长沙《大公报》刊发的休假布告。
  文/任大猛 图/徐晖铭
  1 旧时民众态度
  1946年的《长沙日报》副刊以“冬至”为题,从科学角度,解释冬至在历法上的意义。最后一段却话锋一转:“习俗把耶诞节(12月25日)唤做外国冬至,这是一种缺乏常识的错误,贻笑大方。这是应该予以矫正的。”
  用今天的眼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我们却能发现把圣诞节叫做“外国冬至节”根本没什么可笑处。早在1873年上海《申报》上就曾记载,那时的上海人就已经把圣诞节叫做“西国冬至”。
  从晚清到民国,那时圣诞节进入中国七十余年,在中国内地的长沙也混了许多年。最终,人们认为它只是一种与中国不同的“冬至节”,代表一种洋化的生活方式,一种过节的时尚和气氛而已。
  直到今天,我们身边过圣诞节的人们,一些商家赶着凑上去,想要的是“沾”洋节的“光”;年轻人凑上去,是因为它让寒冷冬天的街道显得温暖温馨,可以“凑”洋节的“热闹”。
  只是,可惜,以前很多年间,人们把圣诞节叫做“外国冬至”,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本国的冬至节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有没有珍惜好我们的冬至节,过好我们自己的冬至节。或者要求更低一点,我们有没有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来过。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没有。甚至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冬至节是什么。
  2 洋海关态度
  不分中西新旧,是个大节都放假过呗
  晚清民国时期的长沙海关,长期掌握在洋人手上。最初长沙海关建在大西门旁,后来海关公廨建到橘子洲上,今天橘子洲上具有历史保护价值的海关公廨已经得到了保护。
  当年长沙海关税务司对待洋节和中国节的态度十分微妙。
  1925年12月22日长沙关税务司在长沙《大公报》刊发布告称:“照得本月22日系冬节;又,25日至26日恭逢耶诞节;又,民国15年1月1日至2日为新年之期。照章,以上各日均应给假以祝贺。合行布告,仰华洋商民等一体知悉。在各假期内,毋得擅行上下货物,至干未便,切切特告,税务司毕尚。”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革命之前,极其繁忙的长沙洋海关,在年底前放假,兼顾了中国节、洋节,新节和老节,只要是个大的节日,长沙洋海关一律都放假来过。也就是说在公历岁末年初的12天之内,长沙海关竟一口气连放了5天假。
  不过,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从大革命的狂飙突起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到1929年12月20日,四年后长沙海关再次在长沙报纸上发布放假布告,称:“为布告事,查本月25日为耶诞节,又,十九年(即1930年)1月1日至3日为新年之期。本关于以上各日均照章封关,停办公事,合亟布告中外商民一体知悉。以上各假期内,非领有特别准单者,不得擅行上下货物。切切此布。署税务司模尔根”。
  仅距四年,我们发现原有的中国传统节日冬至节从长沙海关布告上突然消失了。当然耶诞节由两天假变成一天假。新年则增加了一天假。
  两份布告,说明了一段节日的变迁,透露出中国传统节日冬至,未能经受起大革命前后这一历史时期的冲击。
  3 商家态度
  为赚学生钱,中华书局说“圣诞节快到了”
  纵观晚清民国时期长沙各类报纸,商品打节日牌或季节转换促销的商家占绝大多数,而打洋节牌促销的商家却是少之又少。由此亦可见,在晚清民国时期,洋节并未被中国广大商家所认可。
  不料翻开长沙《大公报》1923年12月24日第七版广告却看到一则广告称:
  “圣诞节和新年快到了(以上为大字)本局近由德国运到大批冬至新年美术礼品并本国创制模范玩具。物品优美,售价克己,且多利教育上模仿参考,又可增进儿童兴趣等。现均陈列本局,欢迎参观选购,府正街中华书谨启。”
  咦,这则广告真奇怪,黑体大字上明明写着圣诞节,正文中却又出现冬至。由此看来,是不是当年中华书局打这则广告颇有些忐忑,连广告都显出吞吞吐吐的意味。
  于是再翻看1924年、1925年、1926年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报纸,竟然再没找到中华书局广告出现圣诞节的字眼了。奇怪!
  4 部分学生态度
  坚决反对文化侵略,但又主张学习西方
  在晚清民国时期,就有青少年学生大凑洋节的热闹了。不过,近现代的长沙是一个闻名中国乃至世界的革命思潮极其激烈澎湃动荡之地,因为信仰不同,青年学生之间也出现分裂。
  1924年12月26日长沙《大公报》以“昨日长沙之圣诞节:受了许多人痛骂,又受了许多人庆祝”为题,呈现出斗争激烈的大革命前夜的长沙圣诞节情景。当年,长沙各教会举行圣诞节庆祝,长沙部分年轻学生组织起来,他们趁教堂熄灯放电影之机,大撒反对文化侵略的革命传单。
  同时,新闻中也揭示,另有一群年轻学生则在这一年出现在洋节现场:“昨日圣诞节,省垣遵道会、圣公会……等,均各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并各备中西酒席,宴请全体。小孩则每人发饼干一包,外由各教会所办之学校学生,演唱新剧、双簧、魔术,映放电影,以资娱乐……本定于昨日联合举行提灯大会,嗣因学生各界连日正积极运动反对,故将此意打消,免生反响,致起纠纷云。”
  但12年过去后,到了1936年,长沙学生的态度却发生了新变化。1936年12月26日有数则新闻值得关注。《湖南国民日报》出现一则题为“募集寒衣,救济孤儿”的新闻称:“本市公私各小学校全体学生,以时届冬令,严寒难当,一班孤苦儿童及贫穷子女,均衣不能保其体温,兹特发起募集寒衣运动,于下星期日例假之便,分途出发,赴各商店住户,募集足数后,即由各校分配散发云。”这则新闻前后,另有消息称,这些中小学生受到丹麦作家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影响,卖火柴的小女孩最终倒在了圣诞节即将到来的平安夜里,人们应当用爱心关爱贫困,关注慈善事业。
  又有人评论称,长沙此前的冬至节无非是:“是日湘垣各祠堂,各集族人,大吃冬至酒,每处多至数百人,耗数百元或千元之巨,各饱吃一餐而散。若能以此款,兴办公益或小学,必有可观,殊可惜也。”有人根据1936年岁末长沙各中小学生募集寒衣事例,指出:我们的冬至节,应当以慈善公益为主,发扬中国人抚恤贫孤的精神,尤其在寒冷的冬天,中国冬至节应多注入新鲜的内容,应更关注大众,中国冬至应当予以改良改造。
  当年长沙部分民众已觉得洋节具有部分可借鉴意义,而中国节,至少是冬至的发展和生存,应当予以反思。显然这些意见具有一定建设性。
  可惜,第二年,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轨道,被日军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中国人民陷入八年浴血抗战的艰难困苦之中。
  又到一年岁末迎新时节,往事不可也无须追悔,但我们所应做的仍是努力于今天的社会良好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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