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一壶，青黑素彩饮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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酽庐茶舍的主人郑晓云收藏了各式茶器，上面的佛手则是用来搭配茶具的摆件。来源：潇湘晨报作者：王砚图/潇湘晨报记者陈韵骄

　　茶中的趣味，除了茶的本性所在，还要靠许多外在的事物慢慢析出。比如，水和器。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里极为看重：水为茶之母，器乃茶之父。明代的田艺蘅写了一部才子之作《煮泉小品》，亲尝各地泉水井水，在他看来，论茶难免辨水。而茶器之纷繁，更是与历朝饮茶的品类与方式息息相关，一盏一壶的细微变化，能窥探当时饮茶风气，到最后，它跳出了寻常饮馔事，开始深刻影响人们的审美观。

　　品饮色彩，唐代喜青，明爱白

　　专门的茶器出现，是七世纪（这一期间唐朝建立）之后的事了。在这之前，同一器皿盛水、盛羹、盛菜、盛酒，也盛茶。碗杯罐都可作为茶具使用，一壶一碗构成了唐代饮茶的简约风。

　　不过讲究茶事的陆羽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给茶盏作了评判，“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青色瓷为上品，能增加茶汤色泽，而邢州瓷白，茶色便发红；寿州瓷黄，茶色发紫；洪州瓷褐，茶色黑，都不适宜。其实，越窑邢窑都是中国名窑，早有“南青北白”之誉，只是因为茶的介入，便硬是分了个高下。

　　从陶瓷史上看，宋代的茶器美学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瓷器以“官、哥、钧、汝、定”五大窑为代表，且唐代并不推崇的黑瓷，跃升为魁首，尤以福建建窑和江西吉州窑出产的为尊。这是因为宋人好斗茶，黑釉建盏最能衬托洁白的茶汤，“盏色贵青黑”也就这么形成了。

　　明代对于茶具色泽的要求，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茶疏》中说“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茶盏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饮茶方式的变化。明初，朱元璋下令减轻茶农负担，不再制作穷工极巧的团茶、饼茶，而是以散茶替代。当时的潮流引领者宁王朱权，这位皇族子弟创造了瀹（yuè）饮法，即用沸水直接冲泡茶叶，无须经过以往的炙茶、碾茶、罗茶三道工序，这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饮茶法。散茶瀹饮风行，嫩绿的茶芽，清雅的茶汤，在雪白的茶盏映衬下颇显清新，诗画尽在一盏茶中。

　　明代亦是紫砂器具的时代，人们对宜兴所产紫砂壶的崇尚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制壶的能工巧匠层出不穷，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当时的茶盏则讲究以小为佳，尤喜白釉小盏，它直口尖底，成鸡心形，俗称“鸡心杯”。

　　与明之纯净迥然不同的，是清代茶器的富丽浓艳。市面上处处可见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粉彩、五彩装饰的茶器，时至今日，这些风格、款式特征明显的茶器依旧被大量仿制。

　　小巧的茶具流行与品茶方式大有关联。清代诗人袁枚在福建武夷山游玩时，有个寺庙僧人献茶于他，“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这种小壶小杯冲泡、小口细品的品茶方式就是后来盛行于闽粤地区的工夫茶艺。其间冲泡的意趣，已经完全超越了喝茶本身。

　　岳州窑和长沙窑，一脉相承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在他心目中，岳州窑（今湖南省湘阴县）与越州窑（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并美。

　　岳州窑始烧于东汉，中唐逐渐衰落，宋代开始流变为“粉彩地采釉绘花陶”系。湖南不少墓葬中曾发现过岳州窑青瓷器，这些陶瓷器中的茶具，有些见于《茶经》，有些在盛唐已经不再出现，估计陆羽也没见过。

　　我们在长沙太平街“酽庐”茶舍主人郑晓云处，见到了一只他收藏的岳州窑小水盂，仅两指一握，圆饼底，釉色莹洁，盂底已呈半透明的玻璃质状，开出细碎的裂纹，非常美丽。像这种“盂”，还有带盖的，大小不一，大的可贮热水，小的可以存放团茶和盐花。

　　陆羽的《茶经》定稿于唐中期，当时的岳州窑分两处生产，一处在铁角嘴（习称岳州窑，位于湘阴）；一处在石渚（习称长沙窑，位于望城），两窑隔湘江相望，当时相距仅10余公里，而且两地都生产青瓷茶具，长沙窑除了青瓷之外，还出现了青釉带彩装饰的茶碗，比如，一只碗心写有“岳麓寺荼埦”五字铭文的茶碗（现藏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当《茶经》问世后（公元777年），铁角嘴窑已经逐渐停烧，而石渚的窑火仍熊熊，它烧制了大量的“国士饮”（一种即可饮茶也可饮酒的茶盏）、细长的执手壶、带托的茶盏和器型更小的杯子，这些似可说明，晚唐的“点茶”之风已经萌芽。

　　整部《茶经》里没有长沙窑，一个重要的原因，长沙窑晚于岳州窑，陆羽没有见到它的后期产品。而两窑其实是一脉相承，后来长沙窑釉下彩的出现，也是在较长时期岳州窑的青瓷烧造基础上，逐渐创造发展起来的。不过，以陆羽关于茶器须“益茶”的标准，他恐怕未见得会给长沙窑的茶器打个高分，因为长沙窑烧造的并非青绿如玉，而是色彩绚丽，其中生产的白釉花瓷，一团锦簇，就更不“益茶”了。

　　陆羽刻意追求器物的制形，岳州青瓷典雅庄重，釉色沉稳素净，于是备受青睐，成为唐代名瓷。长沙窑走的却是亲民路线，生产各种日用器具，连陶瓷玩具也有，且釉下彩色彩鲜艳，颇获市井喜好。更为重要的是，它价格低廉，一件浙江嵊县的越窑盘口壶定价一千文，而一只长沙窑的青瓷壶在壶身上标明：“富从升合起，贫从不计来。五文。”但是，低价也决定了它难出精品。到了五代十国，战乱频仍，社会经济溃退，人们对陶瓷制品的需求急剧下降，长沙窑终于荒落了。